摘要:由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目前正在我国肆虐。已经证实，新冠肺炎可以在人际间传播。根据最新的临床报道，由医院相关性传播导致的新冠肺炎并不少见，给外科医护人员和住院患者造成严重威胁。在此疫情之下，普通外科医生应掌握新冠肺炎的临床表现和流行病学特点，尤其是了解新冠肺炎可能引起的消化道和腹部症状，避免误诊漏诊。针对急诊手术和限期手术，应在积极排查和防控新冠肺炎的基础上，合理有序开展。为新冠肺炎患者实施紧急手术时，必须严格遵照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所在医疗机构的相关防护规定，密切协调手术各方，所有人员均应做好二级或三级防护，手术必须在负压手术间进行。对于不具备上述医疗条件的单位，宜尽快将需要紧急手术的新冠肺炎患者转诊至有条件的医疗单位。

摘要: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其病原体近日被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疝和腹壁外科疾病，是人群的高发疾病，有急诊手术可能。在新冠肺炎流行的形势下，疝和腹壁外科医生应该按照指南和诊疗常规，顺应新形势下新冠肺炎的诊疗指南，做好疝和腹壁外科疾病的分类诊疗，合理选择手术方式；做好诊治、护理流程优化的同时，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疝和腹壁外科疾病患者，也应该积极配合医务人员，按照流程做好就诊、配合住院手术治疗等工作。

摘要: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WHO命名为COVID-19）疫情对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应对血管外科门诊患者；如何应对血管外科的危急重症患者；如何安全的实施血管外科手术；如何做好血管外科患者的术后管理和随访，这些都对血管外科医师提出了新的挑战。结合最新的文献报道和笔者所在医院的防控经验，本文对以上问题作出思考并提出个人建议，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能够引发血管外科医师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实施血管外科诊疗进行思考，以期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摘要:新近在中国武汉集中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所致肺炎（新冠肺炎，WHO定名：COVID-19）疫情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目前已累及25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0年2月13日，中国累计确诊病例63 946例，疑似病例10 109例，病死率2.06%。目前认为SARS-CoV-2传播途径主要是飞沫传播和密切接触，尚不能排除气溶胶和粪-口传播的可能。最新研究表明，新冠肺炎具有非常高的传播效率（R0为3.77）。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要求，疫情暴发期间外科手术的开展限于急诊手术和限期手术。对于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患者外科手术时如何进行围手术期的防护，目前国内外尚无相关指南和共识，缺乏可借鉴的成熟经验。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疫情期间共收治50例围手术期新冠肺炎患者，其中2例为术后确诊新冠肺炎，围手术期导致16名医务等相关人员感染；48例为术前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患者，围手术期采取针对性的防护措施后未出现医务相关人员的感染。笔者根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制定的隔离措施和防护经验，结合上述武汉市两所医院的病例资料，探讨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医务人员如何进行围手术期规范操作，制定有效的防护措施。

摘要: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WHO定名：COVID-19）疫情下，如何处理危及患者生命的原发性肝癌（简称肝癌）破裂出血是目前临床上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该病的临床处置应在筛查新冠肺炎的前提下，遵循操作流程，做好充分防护。对于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患者，需综合考虑新冠肺炎分型、肝癌破裂出血的程度、肿瘤情况、肝功能情况等因素，慎重制定具体治疗方案，开展个体化治疗。遵从既保证患者的安全及疗效，又要降低医护人员感染风险的诊治原则。

摘要:目前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在疫情的影响下，如何在规范治疗的前提下有序合理的开展乳腺癌治疗是极为紧迫的医学问题，更是关乎民生的社会问题。笔者结合临床病例资料，着眼新冠肺炎流行的特殊时期乳腺癌治疗中的若干问题，找出解决办法，旨在为新冠肺炎流行之际的乳腺癌治疗提供思路。

摘要:背景与目的：胆囊癌是胆道系统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早期诊断困难，预后较差。研究显示，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ErbB2）表达的异常可能在胆囊癌的发生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故本研究通过体外实验观察ErbB2抑制剂吡咯替尼对胆囊癌细胞基本生物学行为的影响，以期为相关的研究与临床引用提供理论与实验基础。
方法：选择胆囊癌NOZ细胞与SGC-996细胞为研究对象，用CCK-8法检测吡咯替尼对两种胆囊癌细胞作用的时间与浓度效应；根据CCK-8实验结果，选择最适作用时间下吡咯替尼对两种细胞相应25%（IC25）、50%（IC50）、75%（IC75）抑制浓度为后续实验浓度，通过细胞克隆形成实验、Transwell实验、流式细胞分析法以及Western blot法分析吡咯替尼对两种胆囊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凋亡以及凋亡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结果：吡咯替尼处理24、48、72 h对NOZ细胞与SGC-996细胞的IC50分别为11.5、3.6、1.4 μmol/L和5.5、5.2、2.4 μmol/L。选择采用作用48 h时各自的IC25、IC50、IC75吡咯替尼浓度（NOZ细胞：1、3.5、12 μmol/L；SGC-996细胞：2.5、5、10 μmol/L）作用后，两种胆囊癌细胞均表现为集落的形成明显减少、迁移和侵袭能力明显减弱、细胞凋亡率明显增加、促凋亡蛋白（Bax、cleaved-caspase 9、cleaved-caspase 3、cleaved-PARP）明显表达上调、抗凋亡蛋白（Bcl-2、Bcl-2/Bax比值）表达明显下调，且以上变化均呈明显的浓度依赖性（均P<0.05）。
结论：吡咯替尼在体外能够抑制胆囊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并通过促进凋亡发挥了细胞杀伤作用，为胆囊癌的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

摘要:背景与目的：肝内胆管癌（ICC）是源于二级及以上胆管上皮细胞的高度恶性肿瘤，其不良的预后源于对其发病机制认识不足、早期诊断方法匮乏和治疗手段有限。对ICC分子标志物的研究有助于早期诊断、预后判断和指导治疗。本研究旨在探讨促炎症因子高迁移率族蛋白1（HMGB1）在ICC组织中的表达与其临床意义及其与肿瘤微血管生成的关系。
方法：用免疫组化法检测65例ICC患者手术标本（ICC组织与癌旁组织）以及30例正常肝内胆管组织标本中HMGB1的表达及肿瘤微血管密度（MVD）计数（CD31的表达），分析HMGB1表达与MVD与IC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两者在ICC组织中的相关性，及两者对ICC患者预后的影响。
结果：HMGB1的表达与MVD计数均表现为在ICC组织、癌旁组织、正常胆管组织明显依次降低（均P<0.05）。HMGB1的表达与肿瘤组织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血管浸润与HMGB1有关（均P<0.05）；MVD计数与肿瘤血管浸润明显有关（P<0.05）；在ICC组织中，HMGB1的表达量与MVD计数呈明显正相关（r=0.330，P=0.008）。全组ICC患者术后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55.4%、36.9%、7.7%。HMGB1阳性ICC患者的生存率明显低于HMGB1阴性ICC患者（χ2=6.278，P=0.012），高MVD计数ICC患者的生存率明显低于低MVD计数ICC患者（χ2=5.101，P=0.024）；具有HMGB1阳性与高MVD计数两种特征的患者生存率明显低于只具有其中一种特征或两种特征均无的患者（均P<0.05）。 
结论：HMGB1在ICC组织中表达升高，且与ICC的侵袭转移以及预后情况关系密切，作用机制可能与HMGB1通过各种信号通路系统诱导肿瘤微血管生成，从而促进肿瘤的生长和侵袭转移有关。HMGB1可作为ICC患者预后评估、治疗方案选择的参考指标，以及提供了靶向药物开发的新方向。

摘要:背景与目的：原发性肝癌（HCC）是最常见的预后较差的恶性肿瘤之一，其病因与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因此，寻找HCC患者可靠的预后指标与生存生物标志物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本研究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HCC预后免疫相关基因，并构建基于免疫相关基因标签的预后风险评分模型，为HCC患者的预后评估及个体化治疗的临床决策提供依据。
方法：从TCGA数据库获取HCC患者的临床信息以及RNA-seq数据（377个HCC样本和50个相邻的非癌组织样本）。在Immport数据库中下载免疫相关基因资料，使用R语言的limma包在HCC组织中筛选出差异表达的免疫相关基因。利用单变量和多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鉴定出与HCC患者（377个HCC患者中临床资料完整的344例）总体生存率（OS）密切相关的免疫相关基因，并以此构建基于基因标签的预后风险评分模型，对HCC患者预后风险进行评分。同时从上述模型样本中随机抽取50%的病例（172例）为验证样本行内部验证。用Kaplan-Meier方法分析高风险分与低风险分患者的生存状态，用ROC曲线以及C-index分析评估该风险评分的准确性。最后，分析该风险评分与HCC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确定该风险评分作为独立预后因素的有效性。
结果：在HCC的癌和癌旁组织中鉴定出329个差异表达的免疫相关基因，其中24个与HCC的OS有关（均P<0.001）。使用前向和后向选择算法进行了多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确定PSMD14、S100A11、FABP6、RBP2、LCNL1、FCN2、NDRG1、CSPG5和NR6A1为OS的9个高风险基因。按此9基因标签预后风险评分模型划分，模型样本中高风险分HCC患者OS明显差于低风险分HCC患者（P=1.715E-08），内部验证样本中得到验证结果相同（P=2.222E-05）。模型样本风险评分模型的ROC下曲线面积（AUC）在1、3年时分别为0.790和0.733，内部验证样本分别为0.799和0.743，C-index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样本以及验证样本的C-index分别为0.715（95% CI=0.683~0.829）和0.756（95% CI= 0.668~0.762）。HCC的肿瘤分级，病理分期，T分期和新肿瘤事件的发生与风险评分明显有关（均P<0.05）。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分析显示，风险评分是HCC的独立预后因素（单因素：HR=1.057，95% CI=1.041~1.074，P<0.001；多因素：HR=1.050，95% CI=1.033~1.067，P<0.001）。
结论：通过TCGA数据库挖掘，鉴定出9个与HCC患者预后密切相关的免疫相关基因，且构建了基于9基因标签的预后风险评分系统，该系统有助于临床医生判断HCC患者预后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摘要:背景与目的：胆囊癌是来源于胆道系统的恶性肿瘤，其起病隐匿、恶性程度高、预后极差。高尔基磷酸化蛋白3（GOLPH3）是一种癌基因，其通过启动一系列信号通路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目前GOLPH3在胆囊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尚未见报导。由于血管生成是肿瘤生长的必要条件，故本研究探讨GOLPH3在胆囊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促血管形成因子VEGF、肿瘤血管生成的关系。
方法：收集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2010年1月—2018年12月期间手术切除的胆囊癌组织标本80例及慢性胆囊炎组织标本30例，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标本中GOLPH3、VEGF的表达及肿瘤微血管密度（MVD）计数（以CD34的表达标记）。分析GOLPH3、VEGF、MVD计数与胆囊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并分析胆囊癌组织中GOLPH3、VEGF表达与MVD计数三者的相关性。
结果：胆囊癌组织GOLPH3、VEGF的阳性表达率及MVD计数均明显高于慢性胆囊炎组织（均P<0.05）。胆囊癌组织GOLPH3与MVD的表达与患者肿瘤分化程度、有无淋巴结转移、TNM分期有关（均P<0.05），而VEGF的表达与患者TNM分期、淋巴结转移有关（P<0.05）。胆囊癌组织中GOLPH3表达与VEGF表达呈正相关（r=0.437，P<0.05），并且两者的表达均与MVD计数呈正相关（r=0.416、0.433，均P<0.05）。生存分析显示，GOLPH3、VEGF表达阳性胆囊癌患者生存率明显低于各自的阴性表达患者（χ2=5.300、6.023，均P<0.05），而高MVD计数胆囊癌患者生存率明显低于低MVD计数患者（χ2=11.986，P<0.05）。
结论：GOLPH3的表达与胆囊癌的恶性临床病理特征及胆囊癌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基于GOLPH3与VEGF及MVD之间的相关性推测，它可能通过影响VEGF的表达来促进肿瘤的血管生成，进而促进胆囊癌的生长及转移。

摘要:背景与目的：对于肝胆管结石多次手术后复发患者，如何安全取尽结石，最大限度解除肝门甚至是肝内胆管的狭窄，并建立或修复通畅的胆流通道，一直是胆道外科治疗领域中的难点。本研究探讨肝方叶切除联合肝门胆管高位劈开整形在肝门胆管狭窄合并结石中的治疗效果及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7月—2019年6月湖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36例复杂肝胆管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36例患者既往平均手术2.4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肝门部胆管狭窄，其中肝门胆管汇合部狭窄18例，合并右肝管狭窄8例，合并左肝管狭窄10例。
结果：所有患者均行肝方叶切除、肝门胆管高位劈开整形、胆肠内引流手术，术中采用取石钳取石、塑形管冲洗、胆道镜探查等多种方式取尽结石。平均手术时间354.4 min，平均失血量230.5 mL。术后平均结石清除率在90%以上。术后2例患者出现胆汁漏，经积极引流治疗后好转，3例患者出现切口脂肪液化、感染，1例患者不完全性肠梗阻，均保守治疗后好转。术后采用门诊、电话随访12~48个月，4例患者出现反流性胆管炎，无胆肠吻合口再发狭窄病例。
结论：肝方叶切除联合肝门胆管高位劈开整形能有效解除肝门胆管高位狭窄，达到取尽结石、通畅引流的目的，同时能避免大范围的肝切除，因此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摘要:背景与目的：腹腔镜胆囊切除是治疗胆囊结石伴胆囊炎的金标准手术，但在胆囊三角解剖结构紊乱、与周围组织致密粘连的情况下，实施标准的腹腔镜下胆囊切除具有较大难度和风险，腹腔镜下胆囊大部切除（LSC）可降低手术难度，减少中转开腹手术率，并可有效避免胆管、血管损伤，但是这种手术方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胆囊颈管情况不明及结石残留。本研究探讨LSC联合胆道镜探查胆囊颈管在复杂胆囊切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18年1月36例LSC同时进行胆囊颈管胆道镜探查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急性化脓性胆囊炎22例，急性坏疽性胆囊炎5例，慢性萎缩性胆囊炎9例。术前所有患者均行超声及CT检查明确诊断，33例患者进行MRCP检查，其中28例提示胆囊颈管内结石或可疑结石，2例患者合并Mirriz综合征。 
结果：36例患者均行LSC同时进行胆囊管胆道镜探查，术中发现胆囊颈管内有胆汁流出8例，无胆汁流出28例。有胆汁流出患者经过胆囊颈管探查发现结石2例，采用超细取石网篮取出。无胆汁流出患者胆道镜探查发现结石26例，观察到胆囊管远端炎性狭窄1例，胆囊管迂曲无法进一步深入探查1例； 结石的处理包括单纯采用取石网篮取出4例，采用等离子碎石+取石网篮取石16例，采用针刀剖开胆囊管螺旋瓣+等离子碎石+取石6例；取石后胆汁流出23例，3例无胆汁流出，其中1例远端炎性狭窄，考虑胆囊管炎性闭塞，另2例胆管扭曲，未能完成进一步探查明确原因。35例胆囊颈管采用倒刺线进行关闭，1例因胆囊颈管炎症水肿严重，无法缝合，颈管内放置引流管。无中转开腹患者，术中无胆管及血管损伤发生。手术时间50~170 min，出血50~120 mL，术后出院时间为5~10 d。7例患者出现并发症，其中包括胆总管结石胆管炎1例，胆汁漏2例，Trocar孔感染1例，其他非手术相关并发症4例；行ERCP胆总管取石1例。2例胆汁漏患者保持引流管通畅，分别于2周和1个月后胆汁漏停止。随访5个月至1年，无手术相关并发症出现。
结论：采用LSC结合胆道镜胆囊颈管探查，可以最大程度了解胆囊颈管内情况，较好解决胆囊颈管结石嵌顿及残留问题，在复杂胆囊手术中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摘要:背景与目的：先天性胆管扩张症（CBD）是小儿较常见的胆道畸形，可发生于肝内和肝外胆管的任何部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易并发胆道结石、胰腺炎、胆管癌、复发性胆管炎、门静脉高压症、自发性囊肿破裂等严重并发症。CBD常伴有胰胆管合流异常（PBM），且临床症状不典型，部分急性发作患者腹腔粘连严重，手术难度大且术后并发症多，因此其诊断与治疗对小儿外科医生带来了巨大挑战。本研究总结分析小儿CBD的诊治经验，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2010年6月—2017年8月间收治的44例CBD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44例患儿中女38例，男6例，男女比1:6.3；发病年龄为2~161个月，中位发病年龄为63个月。主要临床症状为腹痛30例（68.1%）、皮肤巩膜黄染20例（45.5%）、恶心呕吐7例（15.9%）。37例行彩超检查，30例（81.1%）考虑为CBD；32例行CT检查，29例（90.6%）考虑诊断为CBD；20例行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检查，20例（100.0%）均考虑诊断为CBD，其中18例（90.0%）伴有PBM。按Todani分型：I型34例（77.3%），IVA型10例（32.7%）；按董氏分型：C1型26例（59.1%），C2型8例（18.2%），D1型8例（18.2%），D2型2例（4.5%）。一期行胆囊切除+胆总管囊肿切除+肝总管空肠Roux-en-Y吻合术的29例患儿术中出血（80.0±25.0）mL，无并发症发生，术后住院（8.0±1.6）d；行胆囊切除+胆总管囊肿切除+左半肝切除+右肝管空肠Roux-en-Y吻合术的1例术中出血150.0 mL，术后住院10 d；一期行胆总管囊肿切开T管引流术，3个月后行二期胆总管囊肿切除+肝总管空肠Roux-en-Y吻合术的6例患儿术中出血（500.0±125.0）mL，术后住院（11.0±4.2）d；1例行胆总管空肠端侧吻合术患儿术中出血200.0 mL，术后出现吻合口瘘，术后住院24 d，6个月后行二期手术，术中失血200.0 mL，术后住院7 d；7例未行手术治疗，其中4例为IVA型。40例获随访20~11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60个月），其中35例行手术治疗患儿均恢复良好，5例未行手术治疗患儿中3例（60.0%）症状反复发作，1例因反复发作胆管炎死亡。
结论：MRCP诊断CBD的准确率高，且能显示有无PBM及PBM类型，术中可根据MRCP显示的胰胆管汇合部位而避免损伤胰管并完全切除病变胆管，可作为诊断CBD的首选方法；董氏分型有助于手术方式的选择，为部分IVA型患者提供合理的手术方式。

摘要:背景与目的：胆管癌临床起病隐匿，早期诊断困难，患者确诊时大多数已属晚期，并失去了根治性治疗的机会。因此，寻找一种新的生物标志物用于胆管癌早期诊断或评估治疗及预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肿瘤型M2丙酮酸激酶（TuM2-PK）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肿瘤标志物，可能与多种肿瘤相关。因此，本研究探讨胆管癌患者血清TuM2-PK水平的变化及其在胆管癌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比较54例胆管癌患者、32例胆管结石患者及25例健康体检者血清TuM2-PK水平；以TuM2-PK>15 U/mL为阳性判定标准，分析胆管癌患者血清TuM2-PK阳性率与临床参数的关系。采用ROC曲线分析血清TuM2-PK水平对胆管癌的诊断效能，并与CA19-9比较。最后分别比较胆管癌患者、胆管结石患者以及胆管癌患者中根治性手术、姑息性手术患者手术前后血清TuM2-PK水平的变化。
结果：胆管癌患者血清TuM2-PK水平明显高于胆管结石患者及健康人群（均P<0.05），而后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胆管癌患者血清TuM2-PK阳性率与肿瘤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临床TNM分期明显有关（均P<0.05）。血清TuM2-PK诊断胆管癌的AUC值为0.781，灵敏度为84.81%、特异度为80.00%；血清CA19-9诊断胆管癌的灵敏度为79.63%、特异度为84.00%；两者联合检测的敏感度增高，但特异度降低。胆管癌患者术后血清TuM2-PK水平较术前明显降低（P<0.05），胆管结石患者手术前后血清TuM2-PK水平无明显差异（P>0.05）；胆管癌患者中，行根治性手术患者术后血清TuM2-PK水平较术前明显降低（P<0.05），姑息性手术患者无明显变化（P>0.05）。
结论：胆管癌患血清TuM2-PK水平升高，其水平与肿瘤的进展及治疗效果密切相关，对于胆管癌的早期诊断以及治疗效果与预后的判断有一定价值。

摘要:背景与目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报道了肿瘤中低表达的肝脏激酶B1（LKB1）与肿瘤患者不良预后的关系，而且LKB1目前被认为是重要的抑癌基因。但是，有极少的研究报告了相反的结果，有研究显示LKB1除了具有抑癌作用外，还具有促癌的作用。在肝癌发病过程中，癌细胞可能会通过激活LKB1/AMPK途径诱导基因突变，例如Ras突变或Skp2过度表达，从而诱导癌细胞生存。本研究通过Meta分析进一步明确LKB1低表达与肿瘤患者不良预后之间的关系。
方法：通过相关检索词在Pubmed、Embase以及Cochrane Library数据库中检索文献，按照规定的纳入和排除的标准筛选后，对纳入的文献进行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估，用Meta分析的方法评价LKB1表达与肿瘤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用亚组分析确定异质性的来源，用敏感性分析测定每个单项研究对整体的影响。
结果：共有23项研究和4 357例患者被纳入本研究。所有纳入研究的NOS得分在5~8分之间，中位数为6.65分。其中，22项研究报告了总体生存率（OS），结果显示，LKB1低表达与癌症患者不良OS有关（合并HR=1.94，95% CI=1.55~2.43，P<0.001）；12项研究报告了无病生存率（DFS）/无进展生存率（PFS）/无复发生存率/（RFS），结果显示，LKB1低表达与癌症患者不良DFS/RFS/PFS有关（合并HR=1.53，95% CI=1.08~2.17，P=0.017）。进一步亚组分析结果显示，风险或保护因素是异质性的主要来源。最后，敏感度分析的结果排除了每个单项研究对整体具有明显影响的可能性。
结论：尽管有极少的研究报道了LKB1在肿瘤患者中的促癌作用，LKB1表达升高可能促进肿瘤发展，但本研究证实了低表达的LKB1与多种类型肿瘤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

摘要:上皮-间充质转变（EMT），即上皮细胞向间充质细胞表型转变的生物学过程。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并证实EMT在肿瘤转移的启动到完成各步骤中均起到关键作用，是转移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有望成为新型靶向治疗的重要方向。然而，无论国内外研究，EMT的命名、定义及在转移中的具体价值和作用机制均有不少混淆和争议之处。因此，有必要围绕EMT的概念变迁及与肿瘤转移的最新研究进展做一介绍。

摘要:残胃癌（GSC）是指胃良性疾病行胃切除术后5年以上或胃癌行胃切除术后10年以上，残胃出现的新发癌。由于早期GSC患者临床表现不典型，就诊时多数已进展，加之本病的特殊性，导致其预后较差。GSC的发生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为探讨近年来GSC诊治的若干问题，笔者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就其的病因、临床表现、治疗手段、预后及预防等研究进展作一综述，并提出首次胃切除手术后的随访尤为重要，早期发现、诊断及早期治疗是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改善生活质量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