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临床工作中应用广泛的下腔静脉滤器（IVCF）在预防致命性肺栓塞（PE）有着卓有成效的功用。着眼于IVCF的取出，特别是在常规方法不可起到应有的作用时，如何应对IVCF在困难性情况下取出，是临床工作中需要特别关注及思考的问题。针对各种新型IVCF及回收技术，我们应充分熟练掌握新型器械的特点，并了解不同术式的特点及局限性，本文就困难性IVCF的取出的问题进行探讨。

摘要:美国静脉论坛于2020年2月27日在线发布了下肢慢性静脉疾病临床-病因-解剖-病理生理学（CEAP）分类系统2020年修订版。修正内容包括将环状静脉扩张作为C4c临床亚类、引入修饰符“r”用于复发性静脉曲张和复发性静脉溃疡、用静脉节段的解剖学常用缩写词代替数字描述。本文以新版临床实践指南和共识文件为基础，结合最新文献，对CEAP分类系统和报告标准2020年修订版进行解读，旨在为其普及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摘要:背景与目的：腔静脉滤器置入是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发生肺栓塞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已被临床广泛应用。可转换型滤器用于预防肺栓塞的时限更加灵活，转换操作更加简单，但其临床应用的资料尚不足，因此，本研究通过单中心回顾性分析，综合评估可转换型腔静脉滤器的临床应用特点。
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行DSA引导下置入可转换型腔静脉滤器的52例患者资料。测量不同个体的下腔静脉直径，髂静脉分叉与低侧肾静脉开口距离，滤器释放时前跳距离，滤器释放后长度与宽度等指标，进一步明确置入安全距离。并收集滤器转换时间及转换术中情况，探讨复杂病例转换技巧。
结果：经测量，52例患者的髂静脉分叉与低侧肾静脉开口距离为（116.4±13.2）mm，远大于滤器释放后的平均长度（54.6±1.3）mm；滤器释放后的滤器平均宽度为（22.9±3.0）mm，略大于释放前下腔静脉平均直径（20.8±3.4）mm；19例（36.5%）发生滤器释放后的前跳，平均前跳距离为（6.5±1.8）mm。释放后，滤器均无明显倾斜。在拟行转换的48例患者中，42例（87.5%）一次性成功解锁，平均耗时（4.5±0.8）min；其中39例（81.3%）回收钩取出后，滤器未打开或未完全打开，均经猪尾导管搅拌后完全打开。在41例超期转换病例中（>2个月），37例患者（90.2%）一次性转换成功，其中4例患者（8.5%）有回收钩贴壁，经导丝成袢技术联合鹅颈抓捕技术辅助下成功转换。
结论：可转换型腔静脉滤器是一种安全有效、容易转换的滤器选择。在置入过程中应考虑前跳可能。在超过推荐转换时限的患者，一次性转换成功率仍然较高。

摘要:背景与目的：目前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患者行导管接触性溶栓（CDT）治疗的主流入路是腘静脉，但对于混合型DVT及一些体位要求无法行腘静脉入路的患者，小腿深静脉穿刺入路可能是一种可选择的治疗方式。本研究探讨急性混合型DVT患者采用小腿深静脉穿刺入路行CDT治疗的安全性与可行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2017年12月收治的172例急性混合型DVT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89例通过小腿深静脉穿刺行CDT治疗（穿刺组）；54例通过暴露胫后静脉，直视下穿刺胫后静脉行CDT治疗（切开组）；29例行足背浅静脉溶栓（浅静脉组）。分析、比较各组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
结果：穿刺组86例（96.6%）穿刺成功，其中胫后静脉37例，腓静脉21例，胫前静脉28例；切开组患者均成功从胫后静脉置入血管鞘（100%）。穿刺组2例消化道出血，2例脑出血；切开组3例消化道出血；浅静脉组1例消化道出血，三组间出血事件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DT溶栓通畅率，穿刺组为86.5%（77/89），切开组为59.3%（32/5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4）。穿刺组大腿周径减少值、尿激酶用量均明显大于另两组（均P<0.05），三组小腿周径减少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152，P=0.320）。三组术后6、12、18、24个月轻中度血栓后综合征（PTS）的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301，P=0.860；χ2=0.875，P=0.646；χ2=3.010，P=0.222；χ2=4.446，P=0.108），三组均无重度PTS发生。三组术后6个月Villalta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177，P=0.302），但术后12、18、24个月穿刺组Villalta评分均优于另两组，除术后12个月的穿刺组与切开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108），其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6、12、18、24个月穿刺组CIVID-2评分均优于另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小腿深静脉穿刺行CDT治疗较暴露深静脉置管溶栓及浅静脉溶栓具有更高血栓溶解率，同时没有增加重大出血事件，是急性混合型DVT可选择的治疗方式。

摘要:背景与目的：急性髂股型深静脉血栓可导致比较严重的并发症，目前治疗方法包括导管接触性溶栓（CDT）、大腔导管手动抽吸（MAT）、经皮机械性血栓清除术（PMT）等技术，本研究比较MAT与PMT术后同期支架置入术治疗髂静脉闭塞继发髂股静脉血栓形成的疗效及安全性，为临床治疗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回顾性分析收治的63例髂静脉闭塞继发髂股静脉血栓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28例行MAT治疗（MAT组），35例应用Angiojet系统行PMT治疗（PMT组），两组患者均在血栓清除术后行同期髂静脉支架置入。
结果：两组临床技术成功率均为100%。两组III级血栓清除率、24 h患肢消肿程度、术后辅助CDT例数、住院时间，所需支架的长度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MAT组的手术操作时间短于PMT组，但射线曝光时间长于PMT组，MAT组术中失血量低于PMT组、但尿激酶用量少于PMT组，MAT组总费用少于PMT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均无严重并发症和不良反应发生。术后随访12~24个月，两组支架通畅率、Villalta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采用MAT或AngioJet PMT急性血栓清除后，同期髂静脉支架置入治疗IFDVT，临床疗效相似且安全。相比之下，MAT无需特殊器械，花费少，操作简易，减少溶栓药物用量，是值得推荐的治疗方法。

摘要:背景与目的：以新生内膜高度增生为特征的血管负性重塑是动脉缺血性疾病血运重建后再狭窄的主要原因，目前抑制新生内膜增生的方法在临床上的应用效果并不显著。研究发现，肠道菌群相关代谢产物氧化三甲胺（TMAO）与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存在关联，但TMAO水平与动脉损伤后重塑过程的关系目前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在动物模型上探讨TMAO在动脉内膜特异性增生中的作用及机制，为研究动脉损伤后再狭窄问题提供参考方向。
方法：选用50只SD大鼠，其中10只作为正常对照组，其余40只大鼠构建腹主动脉球囊损伤模型并随机均分为4组，然后分别给予普通喂养（模型组）、1.5%TMAO水溶液喂养（TMAO增强组）、1.0%DMB（TMAO生成抑制剂）水溶液喂养（TMAO抑制组）、正常大鼠粪菌提取液灌肠（粪菌移植组）。术后4周取动脉血，用LC/MS测定血浆TMAO浓度；取损伤段腹主动脉，用HE、EVG染色观察病理学变化、CD31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标记阳性内皮细胞、Western blot检测eNOS和eNOS在丝氨酸第1177位点磷酸化（p-eNOS Ser1177）的表达、免疫荧光测定ROS表达量。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其余各组血浆TMAO浓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损伤段血管内膜增生、弹力纤维破碎与丢失，其中TMAO增强组的变化程度最大，模型组其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TMAO抑制组与粪菌移植组部分变化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各组血管CD31阳性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各组血管总eNOS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各造模组p-eNOS Ser1177表达量及ROS阳性细胞数均较正常对照组降低，且变化仍为TMAO增强组程度最大，模型组其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TMAO抑制组与粪菌移植组p-eNOS Ser1177表达量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粪菌移植组ROS阳性细胞数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动脉损伤后有TMAO水平的升高，TMAO能促进动脉损伤后的负性重塑，其机制可能与其通过eNOS-ROS途径促进内皮细胞病理性迁移增殖，从而加速新生内膜的增生有关。

摘要:背景与目的：研究表明caveolin-1可促进血管新生，并与糖尿病病理过程密切相关。本研究推测caveolin-1可能在糖尿病下肢缺血中发挥作用，并在糖尿病大鼠急性下肢缺血模型实验中探讨其作用及机制。
方法：选用80只健康雄性SD大鼠，应用STZ法构建1型糖尿病大鼠模型，取建模成功的大鼠随机分为4组，分别行单纯股动脉游离（假手术组）、股动脉及分支离断（模型组）、股动脉及分支离断+尾静脉注射含caveolin-1的质粒（转染组）、股动脉及分支离断+尾静脉注射不含caveolin-1质粒脂质体溶液（空转组）。于术后14 d取各组大鼠腓肠肌组织标本，HE染色观察组织形态及炎性细胞浸润情况；ELISA法检测组织中NO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组织中caveolin-1、eNOS和CD34标记的微血管密度（MVD）。
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及空转组的腓肠肌组织萎缩明显，组织中有较多的炎症细胞浸润，转染组肌肉萎缩不明显，炎症细胞浸润较少；模型组和空转组的腓肠肌组织中NO表达明显降低，转染组NO表达明显增加（均P<0.01）；模型组、空转组、转染组caveolin-1表达均明显升高，转染组升高更为明显（均P<0.01）；模型组和空转组eNOS表达无明显变化（均P>0.05），转染组eNOS表达明显升高（P<0.01）；模型组、空转组、转染组MVD均有增加，转染组升高更为明显（均P<0.01）；以上指标在模型组与空转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caveolin-1高表达对糖尿病下肢缺血有明显改善作用，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活化eNOS/NO通路，从而促进NO生成有关。

摘要:背景与目的：腹主动脉瘤（AAA）腔内治疗术（EVAR）的发展和推广使患者的寿命显著延长，也伴随越来越多的术后远期并发症发生，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术后主髂动脉继续扩张最终破裂，病情凶险、治疗难度大。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本中心收治的EVAR术后主髂动脉破裂的病例，探讨、总结该疾病的治疗策略。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2020年8月手术治疗AAA行EVAR术后主髂动脉破裂患者21例患者资料，其中，男性18（85.7%）例；主动脉和髂动脉发生破裂时最大直径分别为（111.1±13.1）mm和（100.4±6.6）mm；破裂平均发生在术后（62.0±21.2）个月；导致瘤体破裂的原因包括：I型内漏15例（71.4%），II型内漏4例（19.0%），不明原因内漏2例（9.5%）。
结果：5例（23.8%）行急诊手术，10例（47.6%）采用腔内手术，11例（52.4%）患者采用“主动脉球囊阻断联合主髂动脉缩缝”的开放手术。腔内手术和开放手术的平均手术时间分别为（68.1±12.0）min和（236.4±48.6）min。围手术期死亡1例（4.8%），开放手术重症监护时间1~3 d。平均随访时间（21.3±17.7）个月，2例（2/9，22.2%）腔内手术患者因腹主动脉病变再次接受手术治疗。
结论：主髂动脉破裂是一种严重的EVAR术后远期并发症。内漏，尤其I型，是导致其发生的主要原因。腔内手术是首选治疗策略，“主动脉球囊阻断联合缩缝技术”的开放手术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摘要:背景与目的：介入手术已成为血管外科的主要治疗手段，对于手术直接相关的股动脉穿刺点封堵处理是手术操作收尾的一个重要环节。鉴于国内外目前尚缺乏关于封堵止血系统模拟器训练应用效果的高级别证据，本研究旨在评估模拟器训练在实施股动脉穿刺点ExoSealTM封堵止血系统操作的临床应用效果以及在血管介入操作基础教学培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采用前瞻性对照设计，选择2020年5月—2020年10月7个中心的8名血管介入医师分别用两种不同方式进行封堵操作培训。4名血管介入医师通过阅读ExoSealTM说明书和观看视频进行培训（对照组），另4名血管介入医师的培训方式为在前者基础上增加专业人员指导下的模拟器使用（研究组）。培训结束后，在主诊医师监管下，每名医师对接受血管介入手术，并在股总动脉使用6 F鞘管的患者，采用ExoSealTM封堵止血系统对穿刺点进行封堵。两组医师各操作50例患者，比较两组的操作时间、出血量、器械成功率、股动脉栓塞发生率、二次干预率、24 h内发生血肿率。
结果：研究组在ExoSealTM封堵止血系统操作中，所需的操作时间和出血量均少于对照组（24.50 s vs. 30.00 s，P=0.003；8.60 mL vs. 11.22 mL，P=0.019）。研究组的器械成功率（98.0%）高于对照组（96.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58）。两组均无动脉栓塞、二次干预和24 h内发生血肿情况。
结论：ExoSealTM封堵止血系统模拟器的训练能够提高股动脉封堵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该模拟器的训练应常规用于血管介入操作的基础教学培训中。

摘要:背景与目的：对于慢性症状性长段颈内动脉闭塞（ICAO），内膜剥脱术（CEA）与腔内介入手术均有各自的局限性，但两者联合使用的复合手术治疗的效果研究仍较少。因此，本研究探讨CEA联合腔内技术治疗慢性症状性ICAO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3月—2019年6月我科37例行复合手术治疗的长段慢性ICAO（至少累及岩段及以上）患者临床资料。所有患者闭塞起始于颈段（C1段），闭塞远端位于海绵窦段（C4段）及以下者共20例（近端组），闭塞远端位于床突段（C5段）及以上者17例（远端组）。分析患者手术前后临床症状的变化、手术前后改良Rankin量表（mRS）及术后3~6个月复查CTA情况。
结果：37例患者均接受复合手术治疗，其中30例成功开通闭塞段血管，手术成功率为81.1%。近端组的总体开通率为95.0%（19/20），其中C2段、C3段开通率均为100%，C4段开通率为87.5%（7/8）；远端组的总体开通率为64.7%（11/17），其中C5段开通率为66.7%（6/9），C6段开通率为57.1%（4/7），C7段开通率为100%（1/1）。近端组总体开通率高于远端组（P=0.033）。开通患者的临床症状较术前不同程度的减轻，术后复查的CTA显示颈内动脉通畅，术后1周复查PWI显示颅内灌注血流动力学指标均较术前明显改善。30例开通患者获随访6~17个月，靶血管通畅率为90.0%（27/30），其中近端组94.7%（18/19），远端组为81.8%（9/11），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43）；术后6个月患者mRS评分较术前明显好转（t=6.238，P<0.01）。
结论：CEA联合腔内技术治疗慢性症状性ICAO是一种安全、可行的治疗方法，且颈内动脉闭塞远端至海绵窦段及以下的患者其开通成功率较高。

摘要:背景与目的：支架植入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治疗，但术后股腘动脉支架内再狭窄（ISR）仍然是临床面临的重要问题。研究表明ISR与营养学及炎症反应指标密切相关，寻找有效预测下肢动脉支架植入术后ISR及严重程度的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因此，本研究探讨C反应蛋白（CRP）/白蛋白比值（CAR）对下肢动脉支架植入术后ISR及其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收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7年1月—2019年5月期间收治的186例行下肢动脉支架植入术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术后12个月内ISR发生情况以及ISR的严重程度。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统计学方法分析ISR的影响因素，采用ROC曲线评价CAR、CRP及白蛋白对ISR及严重程度的预测能力。
结果：随访12个月期间共54例（29.0%）发生ISR，其中重度（ISR>75%）24例。ISR患者中男性、吸烟、糖尿病例数以及CRP值以及CAR高于非ISR患者，白蛋白值和踝肱指数（ABI）值低于非ISR组患者（均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男性（P=0.023）、有糖尿病（P=0.002）、吸烟（P=0.023）、低白蛋白（P=0.007）以及高CRP（P<0.001）是下肢动脉支架植入术后ISR的独立危险因素。CAR预测ISR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46，优于CRP（AUC=0.835）和白蛋白（AUC=0.822），其最佳截断值是0.6，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70.4%、87.2%。CAR预测ISR严重程度的AUC为0.662，高于CRP（AUC=0.646）和白蛋白（AUC=0.630），其最佳截断值是1.066，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75%、42.4%。
结论：CAR可用于临床中下肢动脉支架植入术患者ISR及严重程度的早期预测，且比单独的CRP和白蛋白预测更准确。CAR>0.6时，预示ISR的发生风险增加，CAR>1.066时，预示ISR严重程度较高。

摘要: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是血液在深静脉内异常凝结导致的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常发生于下肢。栓子脱落可引起肺动脉栓塞（PE），DVT与PE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是同种疾病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DVT的高发病率及并发PE导致的猝死风险已受到临床医生的密切关注，当VTE患者出现抗凝禁忌或抗凝治疗失败时，可置入下腔静脉滤器（IVCF），通过其网状过滤结构捕获血凝块从而预防致死性PE发生。IVCF现已在全球广泛被应用，根据使用情况，可分为永久型、临时型及可选择回收型。永久型IVCF置入人体后除非手术切开腔静脉否则无法取出，远期滤器断裂、移位、栓塞、症状性下腔静脉穿孔等出现率较高，现已被临床淘汰；临时型IVCF通过与外部的导管和固定设备相接，便于回收但易于感染，临床应用极少；可回收型IVCF具有用于回收的钩状结构，当患者VTE风险期过后，可通过介入手术取出，是目前临床应用的主要类型，但由于部分患者VTE治疗时间超过了滤器留置时间窗，从而引起一系列并发症以及患者随访丢失等原因，导致实际回收率较低，相关争议日益增多。同时新型IVCF的研发正在紧密开展，药物洗脱IVCF使用抗平滑肌增生、抗炎等药物涂覆，可阻止血管内膜的过度增生，延长IVCF的留置时间以便于回收；可转换IVCF允许滤器结构在体内发生转换，由过滤网变形为开放式支架，以期降低远期并发症，但转换后的金属支架无法取出，对腔静脉的远期影响仍需要长期的随访观察；生物可降解IVCF可完全被机体吸收，避免了二次手术，是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但如何设计材料，保证滤器所拦截的血栓吸收之前IVCF保持应有的强度，进而防止血凝块或降解片段再次栓塞的问题目前没有明确的研究数据证实，拥有可控降解特点的新型IVCF是一个明确的研发目标。另一方面，部分学者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分析不同结构的过滤单元以及不同支撑杆数目对滤器性能的影响，为结构最优化、血流动力学影响最小化的新型IVCF研究提供了更科学的参考与理论依据。综上所述，在倡导推广应用更细致的患者管理和临床随访来提高IVCF取出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发出一款理想的IVCF迫在眉睫，意义重大。新型IVCF应具备以下功能：可有效拦截血凝块，以防止新发或复发PE；在VTE高风险期结束后可远程控制转换或整体同步降解；滤器固定良好，保持良好的径向支撑性能同时不损伤腔静脉壁；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对血流动力学影响较小；可在影像学检查中清晰显影便于随访。相信随着材料学、组织工程领域的深入研究与发展，可早日研制出临床疗效优异、并发症极少的新型IVCF。

摘要: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是腹部外科围手术期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下肢运动能有效促进血液流动、防止血栓形成，是早期预防腹部外科围手术期DVT最基础和重要的措施之一。笔者通过综述腹部外科围手术期DVT的危险因素、发生率和下肢运动的不同方式、在腹部外科的应用现状以及下肢运动的局限性，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思路。

摘要:胸腹主动脉瘤（TAAA）自然预后不良，常累及多条内脏动脉，给外科治疗带来挑战。目前外科治疗方式包括：开放手术、杂交手术和全腔内技术。开放手术是TAAA的标准治疗方法，远期疗效好，但技术复杂、创伤大、并发症高。近年发展的杂交手术和全腔内技术各显示其优势，但仍有不足。TAAA的外科治疗选择应遵循个体化原则，多学科协作可最大限度降低手术风险，并维持持久疗效。

摘要:血小板（PLT）是外周血中第二丰富的细胞类型，是循环的无核细胞碎片，起源于骨髓中的巨核细胞，在止血和启动伤口愈合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有研究显示乳腺癌患者的多项PLT参数与正常人有显著差异，且PLT可以分泌多种细胞因子促进乳腺癌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增殖，帮助循环肿瘤细胞在循环系统中存活、逃避免疫攻击、促进转移癌灶的生长。笔者从乳腺癌患者PLT参数特征，PLT与乳腺癌相互作用机制，PLT在乳腺癌治疗中的潜力等方面进行综述，为乳腺癌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摘要:背景与目的：孕产妇是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高危人群。由于此时血液呈高凝状态，腹腔门静脉系统长时处于受胀大子宫压迫，门脉血流变缓，静脉壁内皮因受压而损伤，容易导致急性肠系膜上静脉血栓形成（ASMVT）。该病发病隐匿，症状不典型，容易误诊，而一旦诊治不及时，病情迅速恶化，出现肠坏死，甚至危及生命，本文总结近2年来我科收治的孕产期ASMVT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孕产期ASMVT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诊疗方法。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0月—2020年9月我科收治6例孕产期ASMVT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6例患者均以腹痛、腹胀入院，由增强CT明确诊断；年龄27~34岁；入院时起病2~6 d；5例剖宫产术后，1例引产术后，发病时间为术后7~30 d；3例患者行手术治疗：1例行肠切除和直接置管溶栓、1例行直接置管溶栓、1例行间接置管溶栓，另3例仅行抗凝治疗。6例均随访，恢复良好。
结论：ASMVT起病急，无特异性表现，孕产妇处于高凝状态，是血栓好发人群，应加强筛查与防控，早诊断、早治疗能明显提高母婴生活质量。

摘要:背景与目的：探讨核转运蛋白karyopherin α2（KPNA2）在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中的表达特点与患者远期预后的关系。
方法：选取2017年1月—2020年2月我院保存的三阴性乳腺癌标本60例以及非三阴性乳腺癌标本59例，同时选取正常乳腺组织50例作为对照。采用免疫组化染色法检测KPNA2表达，随访三阴性乳腺癌预后。
结果：三阴性乳腺癌组织KPNA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正常乳腺组织（68.33% vs. 22.00%，P<0.05）；在三阴性乳腺癌组织中，中低分化、有淋巴结转移组织KPNA2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高分化、无淋巴结转移组织（82.05% vs. 42.86%和93.10% vs. 45.16%，P<0.05）；KPNA2阳性和阴性表达的三阴性乳腺癌患者血清CA125、CEA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中，KPNA2阳性表达患者中位生存总时间明显短于KPNA2阴性表达者（23.00个月 vs. 31个月，P<0.05）；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NM分期、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及KPNA2表达是预后的影响因素（RR=1.863、1.650、1.706和1.508，P<0.05）。
结论：三阴性乳腺癌患者KPNA2表达与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有一定关系，且与患者预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