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非复杂型B型主动脉夹层的治疗中，中西方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既往欧美指南强调保守治疗。但随着TBAD患者长期随访数据的不断增多和腔内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改进，TEVAR在非复杂型B型主动脉夹层中的有效作用在西方学界亦逐渐得到公认，并在今年的美国STS/AATS指南得到了阐述。因此，本文对指南中相关部分进行了解读，供学者们参考讨论。

摘要:在周围血管的疾病诊治中，静脉疾病患者众多，占门诊量的60%以上。据统计，在我国下肢静脉疾病的患病率为8.89%，仅大隐静脉曲张就有上亿患者。近年来有关血管疾病的诊治方法、理念、辅助设备、耗材、技术以及基础研究都得到了重大发展，特别是在大隐静脉曲张、肢体深静脉血栓、髂静脉压迫综合征、盆腔淤血综合征的静脉疾病的诊治方面有突破，彰显近代静脉外科的发展和进步。为此，笔者就相关静脉外科的进展和关注点进行论述和总结。

摘要:单克隆抗体由抗原结合区域（Fab）和可结晶区域（Fc）组成。目前，已有许多研究对单克隆抗体进行改造，调节抗体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提高肿瘤的治疗疗效。与传统化疗药物相比，治疗性单克隆抗体具有高靶向性、低毒副作用等特征，是肿瘤治疗的重要辅助手段。其中，单克隆抗体的Fc段改造是重要的改造方法，Fc段可识别并结合表达Fc受体的免疫细胞以及与血液中的补体结合。相比于传统单克隆抗体，Fc段改造的单克隆抗体可增强或减弱对受体的亲和力，通过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ADCC）、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吞噬作用（ADCP）、补体依赖的细胞毒性作用（CDC），影响抗体半衰期等机制，影响抗体的生物活性。临床上应用于肿瘤治疗的Fc段改造的单克隆抗体中，更多的是通过影响单克隆抗体与其结合的Fcγ受体（FcγR）的亲和力，影响Fc段效应功能，增强或减弱ADCC效应，从而展现出更好的抗肿瘤潜力。大多数情况下，单克隆抗体通过ADCC效应介导的肿瘤细胞杀伤，增强ADCC效应可提高单克隆抗体肿瘤治疗疗效。然而，在以阻断细胞表面受体或细胞因子为目标的单克隆抗体中，例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体，FcγR和补体参与的免疫应答反而影响其疗效，因此需要减弱ADCC效应。目前，广泛应用的Fc段工程化改造方法包括如下方向：针对抗体蛋白序列的改造，如基于氨基酸取代的蛋白工程技术；针对抗体蛋白翻译后修饰部分的改造，这部分以糖基化改造技术为主；另外，针对IgG亚型框架的改造，选用新的IgG亚型（如IgG4）框架替代传统IgG1，也通过影响Fc段与FcγR的亲和力发挥作用。许多研究数据表明，相较于传统单克隆抗体，Fc段改造的单克隆抗体在肿瘤治疗中的临床及基础数据具有一定优势，在乳腺癌、血液肿瘤、肺癌等肿瘤中都展现了良好的抗肿瘤活性。笔者就单克隆抗体经典结构、作用机制，以及Fc段改造单克隆抗体药物的主要策略、临床应用情况、发展前景进行系统介绍。

摘要:腹腔间隔室综合征（ACS）由于持续性腹内压增高导致机体一系列的病理生理改变，从而诱发多器官功能不全或衰竭，是临床上最危重的并发症之一。多种原因可导致ACS，其中疝修补术，尤其是巨大腹壁疝或巨大腹股沟疝修补手术是ACS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但目前较少有针对性的系统性阐述或共识意见。本共识以疝修补术后ACS为重点，从相关危险因素、术前预防、术中决策、术后监测及ACS的处理等方面进行阐述，同时提出与临床密切相关的焦点问题，结合循证医学证据展开讨论并给出推荐意见。旨在提高临床医生，尤其是疝外科医生对该综合征的认识，以及预防与处理的能力。

摘要:背景与目的 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已成为B型主动脉夹层的一线治疗方式，如何能够最大程度覆盖主动脉夹层破口，促进主动脉重塑，而又不增加截瘫风险成为临床关注的难点。本文主要介绍新型Talos远端打孔型胸主动脉覆膜支架（以下简称“Talos支架”）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成功完成上市后国内首例支架置入术情况并进行相关分析。方法 报道Talos支架上市后国内首例置入病例的临床资料，并分析Talos支架的优缺点及进行相关文献回顾。结果 72岁男性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因主动脉夹层累及范围广泛，需使用支架长度较长，经本人及家属同意后采用新上市的Talos支架行TEVAR。术中支架轻松到达病变部位，同时定位精准。患者完成支架置入后主动脉破口隔绝完全，假腔完全血栓化，而远端打孔段肋间动脉完整保留，同时无主动脉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结论 Talos支架性能优良，长段的支架主体能够最大程度完成主动脉夹层的破口修复，促进主动脉重塑；同时远端的打孔设计能够在修复夹层破口的同时，保留肋间动脉，预防脊髓缺血所致截瘫。

摘要:背景与目的 药物涂层球囊（DCB）作为一种新的介入治疗技术已逐渐广泛应用，但目前主要集中在冠脉血管领域，在外周血管的应用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针对跨关节的腘动脉的研究更是罕见。因此，本研究比较DCB与普通球囊（CB）用于腘动脉硬化闭塞症中的近期疗效与远期预后，探讨DCB在该领域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3月—2020年4月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血管外科行介入球囊扩张治疗的65例腘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临床资料，其中29例行DCB治疗（DCB组），36例行CB治疗（CB组）。采用1∶1倾向性匹配（PSM）方法对两组患者进行匹配，比较匹配后两组患者术后的腘动脉通畅率、踝肱指数（ABI）指标、Rutherford分级情况及截肢、血栓形成、血管内再狭窄等终点事件的发生情况。结果 两组共21对匹配成功，匹配后两组患者术前临床资料均衡可比（均P>0.05）。匹配后，两组患者术后3、6个月时腘动脉通畅率及AB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12个月，DCB组腘动脉通畅率、ABI明显高于CB组（65.71% vs. 49.55%；0.71 vs. 0.55，均P<0.05），而Rutherford分级明显优于CB组（P<0.05）；DCB组患者术后1年截肢、血栓形成、血管内再狭窄等终点事件的总发生率低于CB组（23.81% vs. 57.14%，P<0.05）；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术后随访期间终点事件发生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54，P<0.05）。结论 DCB与CB治疗腘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近期疗效相当，但远期DCB能够明显提高术后腘动脉通畅率、减少终点事件的发生。

摘要:背景与目的 髂静脉支架置入术（IVS）能有效解除左下肢深静脉流出道梗阻、降低慢性静脉功能不全发生率，然而，IVS后支架闭塞仍然难以避免。因此，本研究探讨下肢静脉疾病患者行IVS后支架闭塞的相关因素。方法 收集自2015年3月—2020年8月由海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收治的183行IVS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患者发生支架闭塞的危险因素，以及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各因素的预测效能。结果 183例患者被纳入研究，其中非血栓性髂静脉压迫综合征患者（NIVCS）47例、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DVT）92例、血栓后综合征患者（PTS）44例。NIVCS患者、下肢DVT患者和PTS患者IVS术后12个月一期通畅率分别为89.4%、81.5%、54.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支架超过腹股沟韧带、支架未完全覆盖病变、支架术后侧支存在、流入道有血栓、放置多个支架、支架长度与发生支架闭塞发生明显有关（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支架未完全覆盖病变（95% CI=1.144~5.477，P=0.022），支架术后侧支存在（OR=2.506，95% CI=1.155~5.431，P=0.020）为支架闭塞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结果显示，支架未完全覆盖病变预测静脉支架闭塞发生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623（95% CI=0.522~0.725，P=0.015），敏感度为45.2%，特异度为79.4%；支架术后有侧支存在的AUC为0.607（95% CI=0.506~0.707，P=0.036），敏感度为47.6%，特异度为73.8%。结论 支架未完全覆盖病变及支架术后有侧支存在患者IVS术后发生支架闭塞的可能性更大，应加强随访，酌情延长抗凝时间。同时，随访期间发现有支架狭窄时应尽早外科干预，降低支架闭塞发生率。

摘要:背景与目的 主动脉食管瘘（AEF）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疾病，通常危及生命。尽管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已成为治疗胸主动脉瘤、胸主动脉夹层的一种成熟手术策略，但TEVAR后继发性AEF更为棘手。笔者报告7例该疾病的治疗方式和结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2021年间收治的7例TEVAR后继发性AEF合并移植物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7例患者均接受了介入或手术治疗，其中4例患者施行了开放手术治疗，即：非体外循环下升主动脉－腹主动脉解剖外人工血管旁路术、感染移植物及感染灶切除术、食管瘘口旷置引流术；2例患者施行了TEVAR；1例患者分期施行了TEVAR和开放手术。结果 一期和分期施行开放手术治疗的5例患者，2例痊愈出院，3例死亡。单纯施行TEVAR的2例患者，计划待抗感染、营养支持后限期施行开放手术，治疗期间死亡。结论 因感染移植物及感染灶的存在，保守治疗或单纯行TEVAR往往无法使患者获得救治。虽然开放手术病死率较高，但在条件允许时，清除感染灶及移植物，并进行解剖外主动脉重建及食管瘘旷置引流，是治疗TEVAR术后移植物感染合并主动脉食管瘘的合理策略。

摘要:背景和目的：下腔静脉滤器（IVCF）在预防致死性肺栓塞（PE）中广泛应用，通常经过腔内介入手段取出。对于腔内取出失败或超回收时间窗的滤器，可考虑手术取出。本研究目的是评价开放手术取出IVCF的安全性及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2月—2022年8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血管外科收治的27例IVCF置入后行开放手术取出的患者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开放手术前行介入尝试取出的中位次数为1（1~2）次。结果 所有滤器均全部取出，技术成功率为100%，滤器置入中位时间为20（5~48）个月。其中，Aegisy滤器8例（29.6%），Denali滤器1例（3.7%），Cordis滤器10例（37.0%），Simon滤器1例（3.7%），Celect滤器3例（11.1%），Tulip滤器4例（14.8%）。1例（3.7%）滤器位于肾静脉上下腔静脉，1例（3.7%）位于肝后下腔静脉，25例（92.6%）滤器位于肾静脉下下腔静脉。术中，2例（7.4%）于滤器回收钩处留置荷包缝合线，未阻断下腔静脉血流，通过直接钳夹回收钩取出，取出后进行荷包缝合；2例（7.4%）未阻断下腔静脉血流，将滤器直接回收至血管鞘后行荷包缝合；1例（3.7%）阻断双肾静脉及滤器远近端下腔静脉血流，1例（3.7%）分别阻断滤器远端下腔静脉、第一肝门及第二肝门血流，21例（77.8%）阻断滤器远近端下腔静脉血流，然后通过切开下腔静脉前壁进行滤器取出，取出后进行血管壁连续缝合。手术平均时间为（224.15±23.85）min。围手术期无下肢深静脉血栓或症状性PE发生，无心肺系统并发症，无伤口感染。1例（3.7%）出现腹痛伴血性胃液，1例（3.7%）出现血尿，均保守对症治疗后缓解。术前血红蛋白平均为（128.59±15.05）g/L，术后为（110.56±22.15）g/L，6例（22.2%）术后输入悬浮红细胞400 mL，未见致命性大出血及休克。中位术后住院时间9（8~12）d。结论 尽管开放手术滤器取出手术难度较大、技术十分复杂，但滤器取出是安全可行的。术前充分利用CT判断滤器及其回收钩的位置，采用合适的手术方式，通过熟练的手术技巧可以极大地提高开腹手术的安全性和成功率。

摘要:背景与目的 超声引导下腘静脉穿刺是下肢静脉腔内手术的常用入路之一，目前多是采用俯卧位，但长时间的俯卧位手术会让患者感觉不适。因此，本研究探讨采用仰卧位在超声引导下穿刺腘静脉的可行性，并比较采取仰卧位和俯卧位两种方法的优劣。方法 将髂静脉狭窄性疾病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分别在仰卧位和俯卧位下使用超声引导进行腘静脉穿刺，分析术中穿刺所用时间、患者不适程度的视觉模拟评分（VAS）等指标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共纳入27例患者，其中仰卧位组14例（16条肢体），俯卧位组13例（16条肢体）。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及病变静脉处理方法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仰卧位穿刺腘静脉所用的操作时间与俯卧位穿刺腘静脉所用的操作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7（3.4~6.2）min vs. 4.2（3.5~4.4）min，P>0.05］。仰卧位组的VAS评分明显低于俯卧位组［2.0（1.0~2.8）vs. 6.0（4.0~8.0），P<0.01］。仰卧位组有1例术后腘动脉分支出血，经过超声引导下压迫动脉破口后成功治愈。结论 与俯卧位穿刺腘静脉相比，仰卧位穿刺腘静脉不会延长手术时间，但明显减少了患者的不适感，因此，推荐临床使用。

摘要:背景与目的 手术为治疗大隐静脉曲张（GSV）有效措施，传统交通支静脉结扎术虽疗效肯定，但创伤较大，并发症多，且术后复发率高，增加二次治疗风险。腔镜深筋膜下交通支静脉离断术（SEPS）、激光闭合术（EVLT）为新型的治疗手术，各具优势，本研究探讨EVLT与SEPS联合治疗GSV的临床效果，以期为临床治疗选择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2018年6月—2019年10月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78例GSV患者，依据简单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39例。研究组采取SEPS+EVLT，对照组采取传统交通支静脉结扎术+EVLT。比较两组手术情况、创伤定量指标水平、生活质量、并发症发生率以及疾病复发率。结果 术前两组间一般资料、术前创伤定量指标与生活质量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研究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术中失血量、住院费用少于对照组，下肢瘀斑面积、切口长度小于对照组（均P<0.05）；研究组术后24、72 h血清丙二醛、一氧化氮、IL-6水平均低于对照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水平高于对照组（均P<0.05）。术后1周研究组精神心理、体能、社会活动、疼痛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均P<0.05）；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2.56% vs. 20.51%，P<0.05）；研究组术后12个月疾病复发率低于对照组（5.56% vs. 26.47%，P<0.05）。结论 SEPS联合EVLT治疗GSV，具有创伤小、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住院费用低、提高生活质量等优势，推荐临床使用。

摘要:背景与目的 大数据基因芯片数据分析发现，在腹主动脉瘤（AAA）组织与患者血清中miR-27b-3p表达显著上调。然而，miR-27b-3p在主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中的功能及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探讨miR-27b-3p在VSMC中的功能，及其对单核巨噬细胞、细胞外基质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方法 将VSMC转染miR-27b-3p抑制物后，用CCK-8检测细胞增殖活力，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将单核巨噬细胞THP-1转染miR-27b-3p抑制物后，用ELISA法检测炎症因子表达，Western blot检测基质相关蛋白表达水平。用双萤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以及相关功能实验验证miR-27b-3p和PTEN的靶向关系。结果 miR-27b-3p敲低后，VSMC增殖能力明显增强，细胞凋亡率明显降低（均P<0.05）。miR-27b-3p敲低后，THP-1中促炎症因子（TNF-α、IL-12）表达水平、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表达水平明显降低，而抑炎因子（IL-4、IL-10）表达水平、金属蛋白酶抑制剂-1（TIMP-1）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均P<0.05）。双萤光素酶实验证实miR-27b-3p的靶基因为PTEN。miR-27b-3p过表达的VSMC中PTEN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下调（P<0.05），而PTEN过表达的VSMC增殖活力明显增强、凋亡比例明显减少（P<0.05）。PTEN过表达THP-1的TNF-α、IL-12表达水平与MMP-9蛋白表达水平下调，同时IL-4、IL-10浓度与TIMP-1蛋白表达水平上调（均P<0.05）。miR-27b-3p和PTEN同时过表达后，VSMC与THP-1以上指标的变化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miR-27b-3p可通过靶向PTEN参与调节VSMC增殖和凋亡，抑制单核巨噬细胞的炎症反应和细胞外基质蛋白表达。miR-27b-3p/TPEN分子轴可能在AAA发生和进展过程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背景与目的 腹主动脉瘤（AAA）是一种在老年患者中发病率及病死率均较高的疾病。目前基于内源性竞争RNA（ceRNA）网络在AAA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不明。本研究通过筛选和构建AAA特异性的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微小RNA（miRNA）-mRNA的ceRNA网络，以期揭示ceRNA网络在AAA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方法 首先通过基因表达数据库（GEO）筛选数据集，寻找AAA与正常腹主动脉组织的差异lncRNA及差异mRNA；利用Lasso回归从差异RNA中筛选疾病特征性基因；运用软件Starbase寻找与差异lncRNA和特异性mRNA共同结合的miRNA，利用Cytoscape软件构建lncRNA-miRNA-mRNA的ceRNA网络，使用Cytoscape中的cytohubba模块进一步筛选核心ceRNA网络。结果 筛选获得GSE7084和GSE57691两个数据集，获得差异mRNA 114个，差异lncRNA 13个；利用Lasso回归从差异mRNA中获得17个特异性的mRNA；结果显示，lncRNA HCP5-miR27-FOSB被认为可能是导致AAA发生发展最为关键的ceRNA网络。结论 所构建的ceRNA网络可能参与AAA的形成及发展，但该结果需开展后续研究进一步探明和验证。

摘要:背景与目的 多数研究证明，行经皮肝穿刺胆管引流术（PTCD）减黄可改善黄疸患者术后免疫力和消化功能，但开放胰十二指肠切除术（OPD）中行PTCD减黄与否对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不明显。然而，PTCD在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LPD）中应用效果目前仍有待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术前PTCD在LPD患者中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陕西省宝鸡市人民医院2019年1月—2021年12月42例行LPD患者的临床资料。42例患者中，25例患者在手术前行PTCD减黄（PTCD组），其余17例LPD患者术前未行PTCD（非PTCD组），比较两组患者基线特征及围术期相关指标。结果 PTCD组平均退黄时间（6.81±1.52）d。PTCD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非PTCD组（322.21 mL vs. 435.17 mL，P=0.000），胆汁漏发生率（0.00 vs. 23.53%，P=0.012）及总体并发症发生率（16.00% vs. 47.06%，P=0.029）明显降低。PTCD组与非PTCD组的LPD手术时间（366.26 min vs. 381.21 min）、首次排气时间（2.36 d vs. 2.51 d）、腹腔引流拔管时间（4.46 d vs. 4.25 d）、总住院时间（15.27 d vs. 13.58 d）、30 d内再入院率（16.00% vs. 17.65%）及其他各类并发症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对于拟行LPD患者术前常规行PTCD减黄，可减少术中出血量，降低总体并发症及胆汁漏发生率，推荐临床使用，但仍需进一步开展大样本研究深入探讨其适应证及验证其安全性。

摘要:背景与目的 全球甲状腺癌发病率不断增高，临床实践中腔镜甲状腺手术的需求逐渐增大。在不同甲状腺手术入路中，经口前庭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TOETVA）最符合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理念，而TOETVA面临比较明显的并发症，本研究旨在探讨经口联合颌下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ETOSA）在甲状腺乳头状癌手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2022年3月—2022年6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甲状腺外科接受ETOSA手术的31例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术后引流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病理结果、颈部美容评分、颏下感觉异常评分、术后疼痛评分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及恢复情况。结果 31例患者均顺利完成ETOSA手术，无1例患者中转开放。平均手术时间（145.23±35.91）min；术中平均出血量（11.13±4.78）mL；术后第1天引流量为（50.97±26.25）mL；第2天引流量为（22.74±15.10）mL；术后平均住院时间为（2.19±0.47）d；清扫的中央区淋巴结数目为（7.52±4.34）枚。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声带麻痹、颏神经损伤、术后感染、吞咽不适、口角撕裂以及下唇肿胀。仅有2例患者出现暂时性甲旁减以及1例患者出现颈前皮肤穿孔。所有患者均无明显下唇黏膜和皮肤感觉障碍，且手术美容效果良好，所有患者对术后颌下两个5 mm切口的恢复情况较满意。结论 ETOSA手术是一种安全且可行的术式，减少了颏神经损伤、嘴角撕裂等风险同时避免了潜在的器械相互干扰，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摘要:支架内再狭窄（ISR）是股腘动脉（FP）疾病介入治疗术后面临的一个重要临床问题。初次置入支架的FP-ISR发生率较高，并且反复的ISR往往需要多次后续手术治疗。前期的研究集中在球囊血管成形术、搭桥手术、覆膜支架、药物球囊、减容治疗，但最佳治疗方案仍有争议。近期的治疗方案已转向两种或多种方法的联合治疗。其中以Rotarex斑块切除术加减容为基础的联合治疗成为FP-ISR治疗的一种新选择。笔者就Rotarex联合治疗应用于FP-ISR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并讨论未来的前景。

摘要:跨膜emp24蛋白转运结构域3（TMED3）是P24蛋白家族成员，近年来已成为生物学研究热点。其异常表达与恶性肿瘤细胞增殖、侵袭及迁移等生物学行为密切相关。但是，其在各种肿瘤中的具体机制异常复杂，笔者总结TMED3在恶性肿瘤中研究现状、作用机制及临床意义，旨在为恶性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提供参考。

摘要:背景与目的 布加综合征（BCS）和门静脉血栓（PVT）分别是肝脏血流流出道和流入道阻塞的临床疾病，BCS合并PVT（BCS-PVT）时，肝脏血流严重紊乱，肝硬化、肝脏结节、临床症状和预后复杂。本研究旨在分析BCS合并或不合并PVT患者的特征和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析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15年1月—2022年6月诊断为BCS的49例患者，其中38例为单纯性BCS，11例为BCS-PVT。所有患者均进行连续随访记录特征，按临床症状、病因、影像检查、治疗和预后等分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差异。结果 38例单纯性BCS患者肝功能分级主要为A级和B级，81.6%选择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治疗，28.9%患者病因明确。11例BCS-PVT患者中肝功能分级主要为B级和C级，45.5%选择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36.4%选择肝移植治疗，63.6%患者病因明确。单纯性BCS患者均不合并门静脉海绵样变，63.6% BCS-PVT患者合并门静脉海绵样变。75%的BCS-PVT不合并门静脉海绵样变患者症状急性加重，需要肝移植治疗。结论 BCS患者以下腔静脉合并肝静脉阻塞为主，单纯性BCS和BCS-PVT合并门静脉海绵样变患者症状轻，常选择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治疗。而BCS-PVT不合并门静脉海绵样变患者症状重，最好接受肝移植治疗。BCS中PVT、门静脉海绵样变的相互作用影响了患者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