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虽已在我国得到迅速普及和广泛应用，但是，在临床运用中遇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因此，结合湖南省各级医院具体情况深入开展肝胆胰外科疾病ERAS临床路径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处、湖南省医学会肝胆外科专业委员会、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加速康复外科专业委员会、湖南省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肝胆外科专业委员会、湖南省肝胆胰外科联盟组织省内相关专家，共同讨论制定ERAS理念临床运用的指导原则、肝胆胰外科疾病ERAS临床路径数据采集病例纳入标准，提出了符合湖南省实际情况的肝胆胰外科疾病临床路径专家共识，为进一步推动ERAS理念在我省肝胆胰外科临床实践中更为规范、有序地运用和开展提供参考和指导。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细胞癌（HCC）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和经动脉栓塞（TAE）是不可切除HCC的常见治疗选择。近年来，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已用于治疗晚期HCC，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很少有研究直接将HAIC与TACE/TAE进行比较。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HAIC与TACE/TAE治疗不可切除HCC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检索PubMed、OvidSP、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及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中截至2021年8月14日发表的有关HAIC和TACE/TAE治疗不可切除HCC的文献；提取总生存期（OS），无病生存期（PFS），客观反应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和不良事件等结局指标的相关数据，用Review Manager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最终共纳入5篇文献。Meta分析结果显示，HAIC组在OS（HR=0.39，95% CI=0.18~0.86，P= 0.02），ORR（RR=3.82，95% CI=2.41~6.04，P<0.000 01）和DCR（RR=1.52，95% CI=1.12~2.05，P=0.006）方面优于TACE/TAE组。并且，敏感度分析排除可能的异质性来源后，结果仍一致。HAIC组与TACE/TAE组之间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34，95% CI =0.11~1.04，P =0.06），但排除可能的异质性来源后，HAIC组的PFS优于TACE/TAE组（HR=0.56，95% CI=0.43~0.73，P<0.000 1）。对于任何等级的不良事件，HAIC组发生血小板减少症（RR=1.59，95% CI=1.04~2.44，P=0.03）和腹泻（RR=4.57，95% CI=2.01~10.37，P=0.003）的风险高于TACE/TAE组，而发生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RR=0.57，95% CI=0.35~0.92，P=0.02）、高胆红素血症（RR=0.37，95% CI=0.26~0.53，P<0.000 01）的风险低于TACE/TAE组；对于3~4级不良事件，HAIC组发生白细胞减少症的风险高于TACE/TAE组（RR=6.32，95% CI=1.71~23.28，P=0.006）；无论是3~4级或任何等级的不良事件，HAIC组发生发热的风险低于TACE/TAE组（P<0.05）；两组的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低蛋白血症、腹痛、呕吐等发生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与TACE/TAE相比，HAIC具有更好的肿瘤反应、更长的生存期以及可接受的不良反应，是不可切除HCC患者更好的治疗选择。

摘要:背景与目的 对于肝细胞癌（HCC）合并门静脉癌栓（PVTT）患者而言，手术切除率低，复发率高，预后较差，其治疗方式目前仍有很多争议。笔者总结可切除HCC合并PVTT的外科治疗经验，比较手术与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对此类患者的近远期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云南省临沧市人民医院2016年3月—2021年3月收治的39例可切除HCC合并PVTT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23例患者施行手术治疗（手术组），16例行TACE治疗（TACE组）。比较两组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与预后，并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 手术组除1例肿瘤广泛侵犯仅取材活检，其余均完成手术，无手术死亡；19例示切缘阴性；2例术后肝功能不全，经人工肝及其他支持治疗痊愈出院。TACE组16例肝动脉超选、灌注、栓塞顺利；1例因肝动脉完全栓塞，术后3 d因急性肝衰竭救治无效死亡。手术组8例术后辅助TACE治疗，5例靶向治疗，其中1例I型PVTT患者手术后联合TACE等治疗后仍生存47个月。TACE组13例多次治疗，4例给靶向药物，其中1例II型PVTT患者TACE术后经过7次灌注化疗及栓塞仍然生存25个月。与TACE组比较，手术组住院时间延长、医疗成本增加、术后行TACE的例数更少、术后未做其他治疗的例数以及术后AFP恢复正常的例数更多（均P<0.05）。手术组与TACE组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16.2个月与9.5个月；0.5、1、2、3年生存率分别为65.2%、43.5%、34.8%、17.4%与46.7%、33.3.0%、13.3%、0。两组患者中位生存期与累积生存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VTT分型、甲胎蛋白（AFP）水平、肿瘤大小、肿瘤数目与患者术后生存时间有关（均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治疗方式、PVTT分型、肿瘤直径、AFP水平是患者术后生存时间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PVTT分型、肿瘤直径、AFP水平直接影响HCC合并PVTT患者的术后生存，外科手术切除治疗效果明显好于TACE治疗，尤其是对于可切除HCC合并I/II型PVTT的患者，但治疗选择可能受患者意愿、经济因素等的限制。

摘要:背景与目的 超声常用于引导微波消融（MWA）治疗肝细胞癌（HCC）。部分MWA可经皮完成，对于特殊部位HCC，则常选择通过腹腔镜完成。腹腔镜下MWA亦存在局限，对于小肝癌、等回声结节或合并肝硬化背景等情况，灰阶超声（GSUS）定位靶病灶常存在困难，此时可应用超声造影来增加病灶与肝实质的显影对比，提高靶病灶可视性。但目前临床常用的造影剂如声诺维等增强时间窗较短暂，因而在HCC消融术中的引导作用有限。Sonazoid于2019年在中国上市，相比其他造影剂，Sonazoid的优势在于其能被肝脏Kupffer细胞摄取，在注射造影剂约10 min后进入其特有的枯否相，此期肝脏实质显像增强，且文献报告枯否相可持续至少1 h。HCC因缺乏Kupffer细胞则呈低增强或增强缺失，因此，术中Sonazoid超声造影（S-CEUS）理论上有利于靶病灶的定位，且能为MWA提供充足的时间窗。本研究主要探讨S-CEUS相较于GSUS在针对特殊部位HCC行腹腔镜MWA术中对于肿瘤定位的优势，并分析S-CEUS对于消融治疗的实时引导作用。方法 连续选取2020年6月—2021年12月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49例靶病灶位于特殊部位行腹腔镜MWA的HCC患者，术中分别行GSUS与S-CEUS，分析术中靶病灶的定位情况，采用5分信心量表法对靶病灶的可视度进行评分，比较GSUS与S-CEUS对靶病灶的可视度差异；同时观察靶病灶枯否相持续时间，以及在枯否相行MWA的效果。结果 49例患者术前MRI发现病灶56个，术中S-CEUS发现病灶59个，穿刺活检均证实为HCC。GSUS扫描时，靶病灶的可视度评分为2.86±0.96；S-CEUS动脉相，靶病灶的可视度评分为3.90±0.78；S-CEUS枯否相，靶病灶的可视度评分为4.25±0.60。S-CEUS动脉相、枯否相对靶病灶的可视度评分均优于GSUS（均P<0.001）；S-CEUS枯否相对靶病灶的可视度评分优于S-CEUS动脉相（P<0.001）。靶病灶枯否相持续时间超过1 h；术前已知多个病灶的病例均只注射1次造影剂即完成所有病灶的定位；3个术前影像学检查未发现的隐匿性病灶均在枯否相发现；所有病灶均在枯否相进行MWA。消融后15 min再次注射Sonazoid即时评估及术后1个月增强MRI检查均显示所有病灶消融完全。结论 针对特殊部位HCC的腹腔镜MWA，靶病灶在S-CEUS动脉相、枯否相的可视度均优于GSUS，有利于靶病灶的定位；S-CEUS枯否相有利于MWA的实时引导。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细胞癌（HCC）在我国属于较常见的恶性肿瘤，根治性切除是其首选治疗方式，但是术后复发仍然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微血管侵犯（MVI）被认为是HCC患者术后复发风险的重要预测指标。因此，本研究探讨HCC患者MVI的危险因素及MVI对根治术术后预后的影响，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多的参考指标。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7年2月—202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肝胆外科收治的150例行HCC根治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病理检查证实42例有MVI，108例无MVI，通过两组患者的临床数据分析MVI的影响因素，通过随访数据分析两组患者术后的生存情况。结果 单变量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最大直径、术前甲胎蛋白（AFP）、术前血小板（PLT）与HCC患者MVI发生有关（均P<0.05）。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最大直径（>5 cm）、术前AFP（≥400 μg/L）、术前PLT（>200×10⁹/L）也是HCC患者MV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150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范围12~48个月，中位时间为26个月。与无MVI患者比较，有MVI患者术后1、2年总体生存率明显降低（76.19% vs. 91.67%，P<0.05；47.20% vs. 78.70%，P<0.05），中位生存时间明显缩短（23个月 vs. 34个月，P<0.05）。结论 肿瘤较大、术前AFP与PLT水平较高的HCC患者发生MVI的风险升高，对于此类患者应进行严格的术后随访，以便一旦出现复发征象及时进行后续治疗，改善患者生存。

摘要:背景与目的 微血管侵犯（MVI）是肝细胞癌（HCC）患者术后早期复发的重要危险因素，对合并有MVI的HCC行解剖性肝切除或较宽切缘的肝切除可能切除更多的MVI，从而减少复发率，改善患者的无瘤生存率和总生存率。但MVI是基于术后组织病理学的诊断，因此术前准确预测MVI对HCC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有着重要价值。普美显（Gd-EOB-DTPA）最大优势在于肝胆期的特异性影像表现，因此，在肝胆期行普美显增强磁共振（EOB-MRI）能清晰显示病灶的边界，大大提高了对病灶的显示及诊断能力。本研究通过分析术前EOB-MRI影像学特征，探讨其对HCC患者MVI的预测价值。方法 回顾2014年7月—2017年6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肝胆外科147例术前行EOB-MRI检查并接受根治性肝切除的HCC患者临床病理及影像资料。分析预测MVI的危险因素，并检测EOB-MRI的预测效能。结果 在147例患者中，MVI阳性49例，MVI阴性98例。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直径（P=0.001）、肝胆期非结节型肿瘤（P<0.001）、动脉期瘤周强化（P=0.016）、动脉期瘤周高信号环（P=0.014）、肝胆期肿瘤混杂信号（P=0.001）和肝胆期瘤周低信号（P<0.001）是MVI的预测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肝胆期非结节型肿瘤（OR=5.075，95% CI=1.587~16.223，P=0.006）、肝胆期肿瘤混杂信号（OR=2.750，95% CI=1.102~6.866，P=0.030）和肝胆期瘤周低信号（OR=7.130，95% CI=2.679~18.977，P<0.001）是MVI的独立预测因素。3种EOB-MRI影像学特征（肿瘤大体分型、肝胆期肿瘤混杂信号、肝胆期瘤周低信号）预测MVI的敏感度分别为89.8%，57.1%和61.2%；特异度分别为51.0%，72.4%和89.8%。当3种EOB-MRI影像学特征同时具备时，其特异度高达98.0%。结论 肝胆期非结节型肿瘤、肿瘤混杂信号和瘤周低信号是预测MVI的独立危险因素。当同时具备3种EOB-MRI影像学特征时，预测MVI具有较高的特异度。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癌（肝细胞癌占75%~85%）每年的新发病例数及死亡例数在我国所有癌症类型中高居第五和第二位，肝癌生长、转移、免疫逃逸及治疗抵抗的分子机制复杂，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及难点。研究发现ε和δ亚型微管蛋白复合物2（TEDC2）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表达上调，且与预后相关，但目前肝癌中的临床意义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探讨TEDC2在肝癌中的表达及其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 从TCGA和ICGC数据库中下载肝癌患者的转录组数据及临床病理资料，通过GEPIA2网站对TEDC2行泛癌分析，用Kaplan-Meier法分析TEDC2表达与患者预后的关系，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患者的预后因素，用基因富集分析探索TEDC2表达相关的生物学功能。结果 泛癌分析发现TEDC2是肾上腺皮质癌（ACC）、肾透明细胞癌（KIRC）、肾乳头状细胞癌（KIRP）、急性髓细胞样白血病（LAML）、肝癌（LIHC）和肺腺癌（LUAD）这6种癌症的风险预后因子。TCGA和ICGC数据分析均表明肝癌组织中的TEDC2表达水平高于正常组织（均P<0.05）。TEDC2的表达水平与TNM分期、T分期、组织学分级有关（均P<0.05），与性别、年龄无关（均P>0.05）。生存分析显示，TEDC2高表达的患者总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短于TEDC2低表达的患者（均P<0.05）。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TNM分期、T分期、TEDC2表达是肝癌预后的风险因素，而仅TEDC2表达在TCGA和ICGC患者中均是肝癌的独立预后因子（均P<0.05）。基因富集分析发现在TEDC2高表达样本中富集细胞增殖相关的通路。结论 TEDC2在肝癌组织中高表达，并且是肝癌的独立预后因子，其高表达与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而且，机制可能与细胞增殖活性增加有关。

摘要:背景与目的 脓毒症相关肝损伤（SRLI）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细菌内毒素（LPS）对肝脏血管内皮细胞的炎症损害可能是重要环节。前期研究提示，RNA特异性腺苷脱氨酶1（ADAR1）可能通过调控内皮细胞功能相关蛋白Caveolin 1（Cav-1）在参与血管内皮应激中的局部和全身炎症反应。因此，本研究初步探讨ADAR1与Cav-1在SRLI中的作用，以期为SRLI的早期防治寻找新的方法。方法 取ADARl基因敲除小鼠（ADAR1^ECKO）与野生型小鼠（ADAR1^flox/flox）各20只，腹腔注射LPS（20 mg/kg）诱导脓毒症小鼠模型脓毒症模型，6 h后每组小鼠各取10只，获取肝脏组织，并分离肝窦内皮细胞（LSECs），通过HE染色观察其肝脏病理学改变，用细胞免疫荧光法观察LSECs中Cav-1及其下游蛋白VE-cadherin的表达，两组其余小鼠用于生存率分析；用ADARl siRNA转染正常野生型小鼠的LSECs后，通过内皮细胞成管实验观察转染后LSECs的增殖情况、Western blot检测Cav-1下游相关蛋白的表达。结果 生存观察结果显示，注射LPS后，ADAR1^ECKO小鼠死亡时间早于ADAR1^flox/flox小鼠，存活率低于ADAR1^flox/flox小鼠（均P<0.05）；组织病理学观察显示，注射LPS 6 h后，ADAR1^ECKO小鼠的肝损伤比ADAR1^flox/flox小鼠更严重；细胞免疫荧光观察显示，注射LPS 6 h后，ADAR1^ECKO小鼠LSECs中Cav-1与VE-cadherin的表达低于ADAR1^flox/flox小鼠。正常野生型小鼠的LSECs转染ADARl siRNA后，成管能力明显减弱，Cav-1下游蛋白VE-cadherin的表达下调，但β-Catenin的表达无明显变化。结论 ADAR1的下调或功能缺失会导致SRLI加重，机制可能涉及其调控Cav-1/VE-cadherin通路的活性。因此，激活ADAR1/Cav-1/VE-cadherin通路可能是防治SRLI的有效策略。

摘要:背景与目的 巨大肝恶性肿瘤一般分化程度低，常合并血管侵犯。近年来，随着局部治疗与综合治疗的进步，巨大肝恶性肿瘤的治疗效果得到了改善。手术切除是重要的治疗方法之一。然而手术往往难度较大，术中可能出现如瘤体破裂，癌栓播散，转移灶遗漏等原因，导致治疗效果不确切。本文通过探讨术中超声（IOUS）及术中超声造影（CEIOUS）在巨大肝恶性肿瘤手术治疗中的应用及意义，以期优化手术流程，获得更好的肿瘤学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湖南省人民医院2019年1月—2021年8月28例运用IOUS及CEIOUS指导手术治疗的巨大肝恶性肿瘤患者资料。所有病例均实施开腹手术，统计分析研究对象的病理结果，手术方式，肿瘤大小，癌栓及肝内转移灶的情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及输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等数据。结果 所有患者均实施开腹手术。切口采用反“L”形切口（6例），“鱼钩”形切口（9例）及胸腹联合切口（13例）；全组患者的肝切除范围涉及全部肝段，部分患者联合其他脏器切除；术中肉眼可见血管癌栓者（11例），行癌栓合并瘤体整体切除（5例）或血管切开取栓（6例）；术前影像学与IOUS及CEIOUS发现的肝内转移灶（11例），行切除或微波消融。手术时间190~560 min，平均（365.18±110.45）min；出血量100~1 800 mL，平均（598.21±414.43）mL；7例术中输浓缩红细胞，输注量400~1300 mL，平均（714.29±328.78）mL；6例术中输新鲜冷冻血浆，输注量150~400 mL，平均输注量（325.00±117.26）mL；肝门阻断次数1~12次，平均（4.82±2.36）次。术后病理示，肝细胞癌24例，胆管细胞癌2例，肝细胞癌合并胆管分化1例，肝母细胞瘤1例；肿瘤最大径10~22 cm，平均最大径（13.07±3.57）cm；24例患者合并微血管癌栓（包括11例肉眼可见癌栓）。平均住院时间（14.71±4.84）d。术后并发症Clavien分级分别为I级23例，II级1例，IIIa级4例。结论 巨大肝恶性肿瘤切除手术中运用IOUS及CEIOUS，可帮助优化手术策略及方案，帮助术中明确肿块与血管的关系，帮助术中定位癌栓及子灶，对于保障术中安全，术后恢复及远期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

摘要:背景与目的 腹腔镜肝切除术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已得到充分肯定。近年来，国内学者已开展了许多复杂的腹腔镜肝脏手术，但仍然缺少对腹腔镜肝脏手术相关领域整体研究进展的探讨。本研究通过分析腹腔镜肝脏手术研究领域的发文情况、研究热点以及研究趋势，为该领域相关人员开展腹腔镜肝切除术的学术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检索腹腔镜肝切除术相关的英文文献（论著或综述），发表日期限定为199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运用Excel软件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统计梳理，得到年度发文量、发文国家/地区、发文期刊、发文机构、发文作者等基本概况，运用VOSviewer进行可视化聚类分析，得出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结果 检索获得4 437篇文献，数据显示，日本为腹腔镜肝切除术领域中发文量最大国家（647篇），中国（617篇）和美国（523篇）分别位于第二、三。发文量最大的前3名作者分别是美国的Gayet Brice（70篇），韩国的Han Ho Seong（58篇）和日本的Wakabayashi Go（58篇）。腹腔镜肝切除术的研究热点集中于肿瘤患者的远期疗效、肝脏亚段的切除、机器人手术以及提升手术安全性等方面。结论 腹腔镜肝切除术因其创伤小、恢复快等优势，已被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中国研究者未来不仅需要关注该领域的前沿研究，还应积极开展多中心研究项目。

摘要:背景与目的 孤立性纤维肿瘤（SFT）是一种临床上较为少见的软组织肿瘤，既往文献报道SFT好发于胸膜，近年来研究表明其在全身多部位均可发生。由于SFT在腹膜后发生率低，故目前仍缺乏对腹膜后SFT的临床诊治的深入研究报道。因此。本文通过回顾7例腹膜后SFT患者资料，探讨该病的临床特点、诊治及预后，以期加强认识并引起重视。方法 回顾性分析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4年3月—2021年9月收治的7例手术或穿刺活检病理及免疫组化检查确诊为腹膜后SFT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总结分析患者的诊治及预后情况。结果 7例患者中，男4例，女3例；平均年龄（53.3±13.2）岁。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1例无明显症状，其余6例因肿瘤压迫周围组织器官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以腹胀、腹痛最为常见。术前5例患者行CTA检查，其中2例供血动脉来自髂内动脉分支，1例来自髂内动脉分支及腰动脉分支，1例来自肠系膜下动脉远端分支，1例来自脾动脉分支。6例患者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其中3例术前行介入栓塞术，3例行联合脏器切除。平均手术时间（372.5±91.3）min，平均出血量（1 200.0±1 031.5）mL，平均住院时间（25.7±9.3）d，术前栓塞患者与未栓塞患者术后平均住院时间分别为（10.3±4.2）d和（11.7±2.3）d，术后第1天平均引流量分别为（283.3±119.3）mL和（385.0±262.5）mL。未栓塞患者中术后出现肺部感染1例，腹膜后包裹性积液1例。肿瘤大小9 cm ×7 cm×6 cm~25 cm×20 cm×10 cm，镜下肿瘤细胞呈梭形，呈现不同程度异型性，疏密不均，偶可见薄壁“鹿角状”血管，间质常含有胶原纤维。免疫组化阳性率CD34、Ki-67均为100%（7/7），CD99、vimentin均为100%（6/6），STAT6为100%（5/5），Bcl-2为50%（3/6），S-100为14%（1/7）。随访2~66个月，失访1例，其余患者均未见复发或转移征象。结论 腹膜后SFT多无特异性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对术前评估及制定手术方案具有指导意义，最终确诊依赖于病理检查及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根治性手术切除是主要治疗手段，术前栓塞对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减少术后引流量及并发症的发生具有积极作用，风险分层指导下术后长期随访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肝细胞癌（HCC）是消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随着医疗水平的提升，对HCC进行早期诊断及治疗极大地降低了早期HCC的漏诊率及病死率。然而，大部分不可切除肝细胞癌（uHCC）在确诊时已不能进行根治性治疗，这是HCC掠夺患者生命健康及其病死率长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随着局部治疗、药物治疗、免疫治疗及多维联合治疗等治疗模式的提出，促进uHCC患者实现了降期转化治疗并提高生存获益。为了打破uHCC的治疗僵局，不少学者基于HCC的疾病进展机制、治疗及相关抗瘤机制等研究，拓展对uHCC的抗瘤机制及创新性诊治模式的探索。因此，笔者回顾当前uHCC的免疫周期、抗瘤机制及相关治疗的新成果，并作一综述。

摘要:由于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发展兴起，实体肿瘤的治疗已进入精准医学时代。因此，目前提出了多种以传统实体瘤疗效评估系统为基础的，与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相适应的新实体瘤疗效评估标准。笔者就实体肿瘤治疗疗效评价系统的发展与现状，特别是肝癌靶向治疗疗效评估方面进行系统综述，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摘要:近年来，抗PD-1/PD-L1免疫治疗的出现为晚期肝细胞癌（HCC）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临床实践发现大约只有10%~30%的HCC患者才能从抗PD-1/PD-L1的治疗中获益。因此，精确筛选出抗PD-1/PD-L1治疗的获益人群成为目前的一大难题。循证医学证据的不断积累以及精准诊疗生物标志物的迅速发展，为HCC患者抗PD-1/PD-L1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有力帮助。生物标志物是免疫治疗的重大突破，不仅可以筛选出免疫治疗的获益人群，还能够避免毒副反应。本文中，笔者主要阐述HCC患者抗PD-1/PD-L1治疗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脏血管周上皮样细胞瘤（PEComa）在临床上较为少见，且部分潜在恶性。临床上患者多为体检时偶然发现，也有少数患者出现腹部疼痛或不适、发热乏力或消瘦等症状。由于其缺乏特异性的症状和影像学表现，所以临床上较易发生误诊并影响治疗。本研究通过总结既往病例的诊疗经验并结合国内外文献复习，旨在进一步认知并掌握肝脏PEComa的诊断及治疗。方法 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2014年1月—2021年10月收治的肝脏PEComa病例数据，包括术前影像学资料、实验室检查、术中资料、术后病理及免疫组化等，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围术期治疗情况、术后随访数据，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对该病的临床特点、影像学表现、治疗、病理结果及预后进行总结。结果 共纳入患者17例，其中6例为男性，11例为女性；年龄25~68岁，平均（45.7±13.7）岁。3例主诉右上腹不适，4例合并乙肝病毒感染，甲胎蛋白（AFP）均未见明显异常；所有患者均经过术前影像学诊断，但准确率仅为5.9%（1/17）；1例行术前穿刺活检。所有患者均行手术治疗，其中7例行腹腔镜手术，10例行开放手术；8例行解剖性肝段或肝叶切除术，9例行局部切除术。手术时间50.0~250.0 min，平均（133.6±52.8） min；术中出血量50~400 mL，平均（138.2±116.6）mL；住院期间无二次手术、无死亡病例；术后住院时间3~11 d，平均（6.1±2.4）d。17例患者均为肝脏单发肿瘤，肿瘤直径1.5~9.0 cm，平均（4.0±2.4）cm，经手术治疗后病理证实为肝脏PEComa，其中15例患者完成免疫组化，Melan A阳性率90.0%（9/10），黑色素瘤抗体HMB-45阳性率93.3%（14/15），平滑肌肌动蛋白SMA阳性率92.9%（13/14），S-100蛋白阳性率35.7%（5/14），CD34阳性率57.1%（8/14），Ki-67指数2%~12%。所有病例Clavien-Dindo术后并发症分级均为I级，出院后行规律随访随访时间1.0~91.0个月，平均随访时间（46.0±28.1）个月，1例已完成随访，1例失访，其余患者目前均未出现复发。结论 肝脏PEComa是一种相对罕见的肝脏间叶性肿瘤，绝大多数为良性肿瘤，恶性罕见。该病好发于中年女性，一般无特殊临床表现，术前影像学诊断准确率较低，易与其他肝脏肿瘤混淆，其确诊依赖术后病理学检查。首选治疗方案为手术切除，潜在恶性病例需行长期规律随访，总体预后良好。

摘要:背景与目的 混合型肝癌（cHCC-CC）是临床原发肝癌中比较少见的类型，因其临床表现不典型导致术前诊断困难，主要依靠术后病理确诊。在同一肝癌组织标本中，肝细胞癌（HCC）和cHCC-CC同时存在的病例更是少见。本文回顾1例cHCC-CC和HCC共存的临床资料，结合既往文献对本病特点进行复习，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经验借鉴。方法 回顾性分析海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收治的1例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该患者术后病理提示肝VII段2个病灶分别为HCC、cHCC-CC，结合前期文献资料进行复习总结。结果 患者，男性，60岁；因肝占位病变就诊海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行手术治疗。术前上腹部增强MRI可见肝VII段肿物2个，其中一肿物动脉期强化明显，静脉及延迟期造影剂快速排出；另一肿物动脉期肿瘤部分强化，静脉期肿瘤不均匀强化。初步诊断：肝癌伴肝内转移。全麻下行肝VII段切除术。术后病理：肝VII段肿瘤2个，肿瘤1大小2.0 cm×1.5 cm×1.0 cm，免疫组化hepatocyte（+），GPC-3（部分+），CD34（血管内皮+），Ki（2%+），考虑HCC；肿瘤2大小1.2 cm×1.5 cm×0.5 cm，免疫组化Hepatocyte（+），GPC-3（-），CD34（血管内皮+），Ki（<1%+），CK19（胆管+），CK7（胆管+）。病理诊断：cHCC-CC；周围肝组织呈肝硬化改变，有片状坏死及脉管瘤栓，切缘阴性。术后10 d恢复顺利出院；未见高危复发因素，无预防性靶向治疗。常规随访未见肿瘤复发征象，患者肝功能，甲胎蛋白（AFP），CA19-9，CEA均正常，一般状况良好。结论 当发现影像学和肿瘤标志物不能完全匹配HCC和胆管细胞癌，且存在AFP、CEA、CA19-9同时增高时，应考虑cHCC-CC的可能性，必要时可行穿刺活检证实，在充分考虑肿瘤分期和肿瘤生物学活性的基础上，根治性手术治疗是此类型肝癌的最佳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