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肝脏是结直肠癌血行转移最主要的靶器官，结直肠癌肝转移是结直肠癌治疗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为了提高我国结直肠癌肝转移的诊断和综合治疗水平，指南编写组成员与时俱进，汇集总结国内外该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成果，再次修订并更新形成《中国结直肠癌肝转移诊断和综合治疗指南（2023版）》，持续为我国结直肠癌肝转移的诊疗实践提供指导和参考。

摘要:背景与目的 解剖性肝切除术（AH）是以荷瘤门静脉流域为目标的肝切除，它符合精准肝切除的理念，已经逐步成为肝细胞癌（HCC）患者腹腔镜肝切除的主流。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于HCC患者行AH在肿瘤学获益方面是否优于非解剖性肝切除术（NAH）仍有争议，而产生这种争议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传统的手术依据—Couinaud肝脏分段法与患者现实肝脏脉管解剖学上的偏差，导致未能完全清除所有的荷瘤门静脉流域。三维（3D）可视化技术的普及可帮助外科医师在术前更加直观和充分地了解患者的肝内脉管走行及变异情况，做出最贴合实际的荷瘤门静脉流域分析，指导制定个体化的精准AH。在本文中，笔者结合临床经验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并介绍腹腔镜下实施AH的步骤与体会。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肝脏外科2022年收治的2例HCC患者的临床资料，2例患者均为单个肿块，累及相邻2个肝段。术前通过专业软件进行肝脏及肿块的3D成像分析，将荷瘤门静脉及其流域设定为切除范围，同时兼顾手术标本能够满足最小安全切缘（1 cm），否则需要纳入邻近1~2支门脉分支及其流域，适当扩大切除范围以满足安全切缘。术中采用3D腹腔镜，在低中心静脉压和全入肝血流阻断下，充分利用肝脏膜结构解剖出荷瘤肝蒂（必要时劈开部分肝实质以利肝蒂显露），将其阻断后再恢复入肝血流，在肝表面标记缺血/切除范围，用术中超声再次确定切除范围及切缘是否符合术前规划。结果 2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中解剖出目标肝蒂后，腔镜下超声确认肝表面缺血范围均符合术前规划。术后剖检标本，切缘距离肿瘤至少1 cm。病理检查确认为高分化HCC，未见肿瘤微血管侵犯。患者术后随访6~8个月未见肿瘤复发，生活质量良好。结论 3D可视化技术联合荷瘤门静脉流域分析可帮助临床医师在术前明确HCC患者AH的范围，同时兼顾至少1 cm的安全切缘，即可达到临床上可接受的最小范围的AH。该方法尤其适用于同时累及2个相邻肝段的单个肿块切除。而当肿块贴近肝内大血管（如中肝静脉或右肝静脉）时，可能行更大范围的AH能取得更好的肿瘤学获益。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脏血管周上皮样细胞瘤（PEComa）是一种少见的肝脏原发性肿瘤，由于缺乏特异性的症状及影像特征，容易误诊为肝细胞癌、肝血管瘤，影响临床治疗。为探索肝脏PEComa的疾病特点及诊治方法，本研究通过总结我院既往收治的肝脏PEComa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对其临床诊疗和预后进行分析，旨在提高对该疾病的诊疗水平。方法 回顾2010年7月—2021年6月期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通外科收治的38例肝脏PEComa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对患者的临床特点、影像学表现、病理特点、治疗及预后并进行分析。结果 38例患者中，女性28例（73.7%），男性10例（26.3%），中位年龄46（21~66）岁。38例患者共发现40个肝脏结节，结节的大小1.0~20.0 cm，平均（6.02±4.84）cm，其中位于右肝21个（52.5%），位于左肝17个（42.5%），位于尾状叶2个（5%）。10例患者有临床症状，表现为腹胀和腹痛或寒战和发热。35例患者行术前肝脏彩超检查，病灶表现为高回声（18例）、混合回声（12例）或低回声（5例）肿块。23例患者术前行增强CT检查，增强后动脉期均出现明显增强，19例在门脉期和延迟期表现为低密度，4例在门脉期和延迟期仍有强化。10例行磁共振检查，其中6例病灶T1加权图像呈低信号，T2加权图像为高信号，3例病灶T1为高信号，T2低信号，1例病灶T1和T2均为等信号；所有病例病灶在弥散加权图像中均表现为高信号。1例行18F-FDG PET/CT检查，肿瘤葡萄糖代谢低，胆碱成像显示病变摄取量异常增高，并在术前误诊为肝细胞癌。所有患者都接受了肝切除手术治疗，包括2例被诊断为肝血管瘤并在外院接受肝动脉栓塞术治疗后发生破裂出血患者。术后病理诊断均为肝脏PEComa，各标志物免疫组化染色阳性率分别为：HMB-45为100%（38/38），CD34为47.4%（18/38），melan-A为44.7%（17/38），SMA为21.1%（8/38）。38例中有34例获得完整随访资料，随访时间3~133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60.5个月，随访期间仅1例于术后3年死亡，余患者均未发现肿瘤复发或转移。结论 肝脏PEComa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特征，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是诊断的金标准，当出现症状、良恶性难以鉴别时应尽早手术切除。

摘要:背景与目的 尽管大量的动物实验已证实远隔缺血预处理（RIPC）可显著改善肝切除术后残余肝早期的组织灌注和氧合作用，减少肝缺血-再灌注损伤（HIRI），改善手术预后，提高生存率。然而，在临床研究中关于RIPC减少HIRI的作用仍存在争议。因此，本研究通过Meta分析评价RIPC在肝切除术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为临床提供循证参考。方法 检索多个国内外文献数据库，收集评估RIPC策略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检索时间段为建库至2022年5月。对纳入的RCT进行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3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主要评价指标为术后肝功能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主要手术并发症。结果 共纳入11项RCT，包含851例患者，其中RIPC组422例，对照组429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术前各项肝功能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第1天，RIPC组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WMD=-74.92，95% CI=-126.18~-23.67，P=0.004；WMD=-66.37，95% CI=-106.47~-26.27，P=0.001），但各研究间有明显异质性（I2=98%，I2=95%），两组术后第3、7天ALT与AST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术后第1、3、7天的总胆红素、白蛋白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间其余评价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RIPC应用于肝切除术中的临床获益有限，并不能减轻肝切除术后HIRI引起的肝损伤。但以上结论仍需要纳入更多高质量的多中心RCT研究加以验证。此外，目前所有临床研究都是在异丙酚麻醉或异丙酚复合吸入性麻醉下进行的，这也是一个争论的热点话题。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细胞癌（HCC）是肝癌中最常见的种类，HCC患者的预后生存情况较差，其有效的预后预测也面临巨大挑战。许多研究已证实E2F基因家族和免疫微环境相关的基因标志物是癌症的重要预后因素，因此，本研究利用TCGA数据库筛选E2F基因家族和免疫微环境相关的HCC基因标志物，建立新的HCC风险评分模型，并预测HCC潜在治疗靶点。方法 TCGA数据库中下载大型HCC（LIHC）队列（424例样本）。进行了基因集富集分析、基因集单样本富集分析和基因集单样本富集分析分数聚类后的基因表达差异分析，通过Lasso回归筛选标志基因并建模，根据模型计算患者得分并将患者分为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Kaplan-Meier生存曲线、Cox回归分析等多种统计学方法以验证模型的可靠性。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R语言软件。最后在Cbioportal数据库查询风险模型的标志基因在TCGA-HCC样本中的基因变异情况，从String数据库中下载蛋白互作信息并用Cytoscap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确认了与HCC密切相关的E2F靶点基因组和免疫相关差异基因后，从中筛选到了与HCC患者总生存率明显相关的7个基因（CYR61，FBLN5，LPA，SAA1，SDC3，SERPINE1，SSRP1），建立7-mRNA预后模型：风险评分=-0.55×CYR61表达-0.18×FBLN5表达-0.17×LPA表达-0.06×SAA1表达+0.31×SDC3表达+0.38×SERPINE1表达+1.08×SSRP1表达。该模型ROC的AUC值为0.846。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高风险评分患者预后不良（P<0.001），高、低风险评分对预后的区分度与肿瘤大小和UICC分期相似，而比淋巴转移、远处转移和BMI值更好。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7-mRNA预后模型的预测能力独立于临床因素。此外，联合蛋白组学找到7个基因中的关键基因SERPINE1和LPA，预测抑制纤溶酶原激活可能是治疗HCC的新的靶途径。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7个基因与E2F靶点和免疫的相关关系，为HCC患者的不良预后提供了新的生物标志物，并建立了有较高预测准确性预后风险评分模型。然而，多基因预后模型的预测能力仍需大量多中心的循证医学证据证实，被纳入的多基因模型的基因功能和参与的机制仍尚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细胞癌（HCC）是一种全球常见的恶性肿瘤，具有高复发率和高病死率。铜死亡是一种新型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涉及肿瘤细胞的增殖和生长、血管生成和转移。因此，本研究探讨铜死亡相关基因（CRGs）在HCC中的表达与预后的关系，并建立预后相关的列线图模型以及分析CRGs与HCC免疫细胞浸润的关系。方法 使用R语言“limma”包对TCGA数据库下载的HCC组织与正常组织的数据中CRGs进行差异表达分析；“clusterProfiler”包进行GO和KEGG分析；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与预后相关的CRGs，Lasso-Cox回归分析构建HCC中CRGs相关预后评分模型；“ggsurvplot”包以总生存（OS）为结局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survival ROC”包绘制ROC曲线评估预后评分的准确性；“regplot”和“rms”包绘制列线图和校准曲线；利用TIMER数据库分析CRGs的表达与6种免疫细胞丰度之间的关系。结果 与正常组织相比，HCC组织19个CRGs中的16个有差异表达（上调：PDHB、PDHA1、MTF1、LIPT1、LIPT2、LIAS、GLS、DLD、DLST、DLAT、CDKN2A、ATP7A；下调：SLC31A1、GCSH、DBT、NLRP3）；NLRP2的突变频率最高（12%）。GO和KEGG分析表明，CRGs富集于三羧酸循环、碳代谢作用、丙酮酸代谢、糖酵解/糖异生和铂类药物耐药性等信号通路。基于单因素Cox回归分析和Lasso-Cox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HCC预后OS的3个CRGs（CDKN2A、GLS、DLAT）作为预后生物标志物构建预后模型，并使用回归系数构建预后评分：风险评分=0.22×DLAT（表达水平）+0.11×CDKN2A（表达水平）+0.03×GLS（表达水平）。Kaplan-Meier曲线显示，高风险评分HCC患者预后较差（P<0.05），用风险模型的时间依赖ROC曲线评价模型预测性能，1、3、5年的AUC分别为0.741，0.657，0.633。将年龄、性别、T分期、N分期、M分期、病理分型、CDKN2A、GLS和DLAT纳入构建列线图，校准图显示列线图预测和实际观察之间有良好的一致性。GLS、DLAT和CDKN2A与HCC免疫细胞浸润呈正相关，并与免疫检查点PDCD1、CD274、HAVCR2明显相关（均P<0.05）。进一步分析表明，HCC组织中CDKN2A、GLS和DLAT表达越高，患者巴塞罗那病理分期越晚，组织学分级越差（均P<0.05）。结论 与铜死亡相关的基因特征可以作为HCC患者潜在的预后预测因子，并可能为HCC治疗提供新的途径。

摘要:背景和目的：大量研究表明，长链非编码RNA（lncRNA）与微小RNA（miRNA）及其靶基因之间内源性竞争的调控模式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笔者团队前期通过软件预测发现，lncRNA GAS8-AS1和miR-135b之间存在结合位点，但两者在肝细胞癌（HCC）中是否存在竞争关系及其作用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探讨lncRNA GAS8-AS1和miR-135b在HCC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2017年2月—2019年2月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行手术切除的110例HCC患者的癌组织及癌旁组织标本，通过qRT-PCR检测lncRNA GAS8-AS1和miR-135b的表达，分析两者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结果 lncRNA GAS8-AS1在HCC组织中的表达明显低于癌旁组织，而miR-135b在HCC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均P<0.05）。两者的表达水平均与HCC患者的Edmondson分期、TNM分期、分化程度及淋巴结转移情况有关（均P<0.05）。lncRNA GAS8-AS1低表达患者与miR-135b高表达患者的3年总生存率分别明显低于lncRNA GAS8-AS1高表达患者与miR-135b低表达患者（均P<0.05）。lncRNA GAS8-AS1低表达、miR-135b高表达以及高Edmondson分级、高TNM分期、有乙肝病史是影响HCC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 在HCC组织中lncRNA GAS8-AS1低表达，miR-135b高表达，两者表达水平的消长可能与HCC的发生发展以及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内异位脾种植（ES）在临床上较为罕见，患者多在体检中偶然发现肝内病灶，极易误诊为肝脏的良性或恶性肿瘤而影响治疗。因此，本研究探讨肝内ES的临床特点及其诊治方法。方法 回顾性分析总结2015年1月—2022年1月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收治的肝内ES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行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6例肝内ES患者中，男性4例，女性2例；年龄39~78岁，中位年龄51岁。均有外伤致脾破裂出血行脾切除手术史，脾切除术后至初诊肝内ES时间为20~33年，中位时间27年；4例为单纯肝内ES，2例为肝脏合并膈肌多发ES；伴有右上腹不适者1例，其余5例均在体检中发现；术前MRI或CT检查5例拟诊为肝癌，1例拟诊为血管平滑肌脂肪瘤。6例患者均行肝切除手术。术后病理均证实为异位脾组织，肝内ES灶大小为1.5~5.9 cm，中位直径3.2 cm，其中1例肝内2个病灶病理结果分别为肝内ES和肝细胞癌。6例患者术后恢复顺利，随访半年均未发现新发ES病灶。文献复习结果显示，脾外伤或脾切除术后，90%的ES发生于腹腔内，以小肠浆膜、大网膜、壁层腹膜、肠系膜及盆腔多见，而发生于肝脏、膈肌或其他远隔器官较为罕见。结论 既往有脾外伤行脾切除手术史者，发现肝内病灶应考虑ES可能；肝内ES生长缓慢，多无临床症状，明确诊断后对不伴有临床症状者无需特殊处理。

摘要:背景与目的 门静脉高压症的特征是门静脉压力梯度（PPG）增加，然而，传统的PPG测定方法困难、风险大，临床很难常规实施。前期的动物实验及人体试验均显示了超声内镜引导门静脉压力梯度（EUS-PPG）测定技术的可行性及准确性，且近期一项前瞻性研究在肝小静脉闭塞所致的急性或亚急性门静脉高压症患者中验证了EUS-PPG与肝静脉压力梯度（HVPG）存在一致性。然而，对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患者进行EUS-PPG测定的相关临床研究在国内尚未见相关报道。因此，本研究探讨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EUS-PPG测定的准确性、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2022年3月—2022年8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收治的52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进行EUS-PPG测定，分析EUS-PPG测定结果及其与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结果 52例患者中，47例既往或近期有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史（14例既往经历过脾切除断流手术）。51例（98%）成功实施EUS-PPG，1例技术失败。门静脉穿刺途径分别为经胃壁（42例）或经十二指肠（9例），经胃壁穿刺肝静脉（10例）或肝后下腔静脉（41例），操作时长（15.5±3.4）min。51例患者的平均门静脉压力值（21.0±7.1）mmHg，肝静脉压力值（5.7±5.5）mmHg，PPG为（15.3±4.9）mmHg。5例患者同期分别穿刺门静脉和胃左静脉测压，两者压力值结果显示高度相关性（r=0.99，P=0.000 66）。所有患者均未观察到不良事件。既往行脾切除断流手术患者PPG明显低于未经历该手术的患者（12.8 mmHg vs. 16.3 mmHg，P<0.05）；有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史患者PPG明显高于无该病史的患者（16.8 mmHg vs. 11.8 mmHg，P<0.05）；不同肝功能Child-Pugh分级患者间EUS-PPG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EUS-PPG是门静脉和肝静脉压力差值直接测定新方法，该方法准确可靠、操作安全可行。当常规途径门静脉穿刺存在技术困难时可选择经过十二指肠穿刺门静脉或穿刺扩张的门静脉主要属支代替。

摘要:早期转移是肝细胞癌（HCC）术后复发及病死率高的主要原因。目前，研究发现一种新的血管转移模式—肿瘤包绕型血管（VETC），不依赖经典的上皮-间质转化转移方式，其转移程度更高，预后更差，给HCC患者的精准治疗带来更大的挑战。故笔者总结VETC模式在HCC中研究现状、作用机制及临床意义，旨在为HCC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提供参考。

摘要:酗酒者肝移植的公正分配一直是生命伦理学研究领域备受争议的主题。这些激烈的争论围绕的主题主要包括：酗酒是疾病还是道德恶；酗酒者肝脏分配的责任（医学责任、道德责任以及责任能否作为稀缺医疗资源的分配标准）；公众意见在酗酒者肝移植分配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绝对排除酗酒者的肝移植资格在当前的争论中不被支持，而伦理上的论证更倾向于支持降低酗酒者肝移植优先权的决定。为了进一步实现我国肝脏分配的公平性，需要加强酗酒者肝移植的个例评估，严格控制酗酒者肝移植术后的酒精摄入，并且重视公众意见在国家制定器官分配指南中的重要作用。笔者就当前酗酒者肝移植公正分配的争议现状作一综述，以期为临床器官分配及国家制定肝脏分配指南提供一定参考。

摘要:腹膜粘连（PA）是由手术、腹膜炎症、腹膜透析等引起的腹腔内受损组织和器官间的异常纤维性粘连带，其中手术是引发PA的主要原因。PA可引起不孕、肠梗阻、肠穿孔等临床并发症，二次松解手术为主要治疗方案，但易复发且存在多种并发症风险。近年来开发出一系列用于PA预防与治疗的药物和屏障材料，但防治效果尚不满意。抗PA药物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并抑制正常免疫功能，屏障材料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PA进展，但因其不能持久覆盖腹膜损伤部位、降解不彻底等问题，不能达到抗PA的理想效果。因此在PA防治上需要新的突破。近期的研究表明PA是一系列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血管损伤、血小板聚集、凝血级联反应、纤维蛋白沉积等过程，最终纤维蛋白和细胞外基质沉积形成粘连带，后期形成收缩性瘢痕并引发临床症状，上述事件中，参与PA的各种细胞发挥了关键作用。腹膜微环境中分布有腹膜间皮细胞（PMC）、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T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肥大细胞等。生理条件下，这些细胞成分对腹膜微环境的动态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当细菌和异物侵入腹膜腔时，纤维蛋白和炎性细胞随腹腔液渗出以限制、清除并吸收异物，最终纤维蛋白被吸收，腹膜损伤正常愈合。病理条件下，上述细胞功能紊乱，从而促进PA进展。PMC功能的失调促进初始PA形成、炎症反应扩大、纤维蛋白过度沉积；中性粒细胞和腹膜常驻巨噬细胞最早被募集到腹膜损伤部位，前者介导炎症反应，后者覆盖损伤部位起短暂保护作用；PA中晚期中性粒细胞形成中性粒细胞外陷阱并协同其他细胞促进纤维化进展导致PA形成。笔者就腹膜微环境中多种细胞在PA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各种细胞在PA进展中的相互作用作一概述，此外介绍近年来防治PA的主要措施，并总结以参与PA的细胞为中心防治PA的策略，以期为临床防治PA提供新思路。

摘要:背景与目的 新辅助治疗可显著降低可切除肝细胞癌（HCC）患者的术后复发率，特别是对于伴有高危复发因素的患者，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在探索HCC新辅助治疗方案。笔者报告1例行新辅助治疗后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HCC患者诊疗经过，以期为HCC的新辅助治疗方案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1例行新辅助治疗后手术切除的HCC（CNLC Ⅲa期）伴门静脉癌栓（Vp3型）患者临床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患者，男，61岁。CT提示“肝左叶（12.4 cm×7.9 cm×6.6 cm）、肝右叶（11.5 cm×9.8 cm× 9.5 cm）巨大占位性病变，考虑HCC伴门静脉左支癌栓形成”。入院诊断为HCC（CNLC Ⅲa期）伴门静脉癌栓（Vp3型），并经MDT讨论考虑行新辅助治疗。具体方案为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FOLFOX4）联合仑伐替尼和替雷利珠单抗。经治疗瘤体明显缩小，甲胎蛋白转阴，可行手术切除，但患者及家属拒绝手术治疗。随后采用仑伐替尼和替雷利珠单抗维持治疗5个月余，患者左叶病灶及癌栓完全缓解，右叶病灶疾病进展，目前为CNLCⅡa期/BCLC B期。完善术前评估，患者行左半肝切除术+肝右叶部分切除术+门静脉左支取栓术，术后以仑伐替尼联合替雷利珠单抗辅助治疗，随访至今，共13个月，仍无瘤生存。结论 对于伴有门静脉癌栓等高危复发因素的可切除HCC患者，HAIC-FOLFOX4联合仑伐替尼和替雷利珠单抗可能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新辅助治疗方案。

摘要:背景与目的 横纹肌肉瘤（RMS）是具有横纹肌分化特征的恶性肿瘤，是儿童和青少年最常见的软组织肉瘤，在成年人中罕见。本文回顾1例成人肝脏腺泡状横纹肌肉瘤（ARMS）诊治经过，结合既往文献对本病特点进行复习，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经验借鉴。方法 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病理科会诊的1例肝脏ARMS，分析该患者的临床资料、病理组织形态以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结合前期文献资料进行总结。结果 患者，男，43岁。因肝脏占位就诊于当地医院肝胆外科，术前腹部CT示肝S8段占位性病变并肝门区、腹膜后及腹主动脉旁多发淋巴结转移，于外院行中肝肿瘤及腹腔结节切除术。镜下见肿瘤细胞排列成巢状、实性片状，部分为腺泡状结构，腺泡间为纤维血管间隔。瘤细胞圆形或卵圆形，大小较一致，胞质较少，核深染，部分瘤细胞具有纤细的空泡状染色质和小的核仁，核分裂象易见。免疫组化结果显示瘤细胞表达myogenin、MyoD1、desmin。病理诊断为ARMS，术后患者未接受辅助放化疗，术后7个月因肝脏ARMS复发并出现输尿管、脊柱及全身多发淋巴结转移死亡。结论 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若发现影像学和甲胎蛋白水平不能完全符合肝细胞癌诊断时，应考虑肝脏转移瘤和肝脏肉瘤的可能性，明确诊断需要病理检查。肝脏ARMS是一种罕见的侵袭性恶性肿瘤，形态学特征易与多种小圆细胞肿瘤混淆，通过免疫组化及分子检测等综合分析可资鉴别。

摘要:背景与目的 原发性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PHNEN）临床罕见、误诊率高。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收治的42例PHNEN的临床资料，探讨PHNEN的临床病理特点、治疗及预后，以期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治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2020年12月间收治的42例PHNEN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患者临床症状和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NSE、CgA、Syn、CD56、CK等多呈高表达。患者通过切除（27例）或肝穿刺活检（15例）获得病理诊断，其中G1级12例、G2级19例、G3级6例、神经内分泌癌（NEC）5例。随访7~116个月，24例患者出现复发，其中3例接受再次手术切除，2例接受MWA，14例接受TACE，其余接受放疗或化疗。手术患者（n=27）和非手术患者（不可切除）（n=15）在分级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92），其平均生存时间分别为（60.78±30.89）个月、（34.27±21.76）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1、G2、G3级和NEC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分别为（69.42±33.63）个月、（53.11±24.70）个月、（35.33±25.34）个月、（20.20±17.46）个月，G1、G2级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长于G3级、NEC患者（均P<0.05）。结论 PHNEN的实验室及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确诊需依靠病理学检查。治疗首选根治性切除，手术患者的生存时间长于非手术患者。G1、G2级患者的预后优于G3级、NEC患者。对于无法手术切除的患者，尚缺乏标准的一线治疗方案。

摘要:背景与目的 目前腹腔镜腹部外科微创技术日益成熟，腹腔镜全脾切除术已在各大医疗中心及基层医院广泛开展。但全脾切除术后导致的血栓形成、免疫功能低下、爆发性感染等并发症的出现使得外科医生进行新的思考，比如腹腔镜下脾脏部分切除术因保存了脾脏部分功能而成为新开展的外科技术。然而，腹腔镜脾脏部分切除术因切除平面难以评估、术中出血难以控制，又是许多外科医师仍不敢轻易尝试的手术方式。笔者就近年来开展的腹腔镜脾脏部分切除术患者资料进行总结，探讨其安全性及疗效。方法 回顾性收集湖南省人民医院2018年1月—2021年7月8例行腹腔镜脾脏部分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术前常规检查诊断为原发性脾脏良性肿瘤或诊断为脾脏外伤（Ⅰ~Ⅲ级），经讨论后认为有手术指征和条件。术中采用二级脾蒂分离技术行腹腔镜脾脏部分切除术。结果 8例患者均顺利完成腹腔镜脾脏部分切除术，脾上极切除2例，脾下极切除6例。手术时间150~350 min，平均（227.5±70.0）min；术中出血量200（50~1 000）mL。术后腹腔引流管引流量为5~120 mL，平均为（84.4±24.1）mL，引流管均于3~5 d拔除。术后出现1例血小板增多，予以血小板单采治疗后血小板降至正常，其余7例患者出院前复查血小板计数平均为（308.3±56.0）×109/L。术后所有患者均未发生出血、胰瘘、感染、脾梗死等并发症。住院时间为5~12 d，平均（5.9±2.6）d。术后病理为假性囊肿2例，真性上皮囊肿4例，血管瘤1例，外伤1例。8例患者均在门诊进行随访，复查血小板均在正常范围，平均（218.1±29.2）×109/L；CT检查均未发现肿瘤复发、静脉血栓及脾梗死情况发生。结论 对于脾脏良性疾病或外伤，术前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术中控制入脾的动脉血流与掌控切除平面，术后定期随访，如此联合手术技巧进行腹腔镜脾脏部分切除术安全、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