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背景与目的 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LCBDE）是治疗胆总管结石的最常用手术方式，但LCBDE术后胆总管缝合方式仍存在较大争议。胆道内支架引流（BDS）是近年来应用较多的胆总管缝合术式，与传统T管引流术式相比，具有可一期缝合和避免术后长期体外留置T管的优点。因此，本研究通过Meta分析比较LCBDE后BDS和T管引流两种术式的临床疗效，探讨BDS术式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检索多个国内外文献数据库收集比较LCBDE术后行BDS与T管引流疗效的临床研究。检索时间为2010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结局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手术失血量、术后排气时间、术后去除引流管时间、住院时间、胆汁漏及总体并发症发生率。用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符合标准的文献11篇，5篇为随机对照研究，6篇为回顾性队列研究，文献累计样本量为1 140例，BDS组561例和T管引流组579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组的手术时间（WMD=-4.60，95% CI=-10.01~0.81，P=0.10）、失血量（WMD=-0.66，95% CI=-2.12~0.79，P=0.3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DS组的术后排气时间（WMD=-8.99，95% CI=-13.60~-4.39，P=0.000 1）、术后胆汁漏（OR=0.37，95% CI=0.17~0.78，P=0.009）与总体并发症发生率（OR=0.41，95% CI=0.23~0.73，P=0.002）、拔除引流管时间（WMD=-1.33，95% CI=-2.47~-0.19，P=0.02）、住院时间（WMD=-3.79，95% CI=-5.24~-2.35，P<0.000 01）方面优于T管引流组。结论 具有适应证的胆总管结石患者，LCBDE术后行BDS可加速术后康复、降低胆总管缝合相关并发症，是一种安全且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术式。

摘要:背景与目的 急性胆囊炎（AC）是普通外科常见疾病。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被公认为AC的“金标准”术式。东京指南2018（TG18）推荐将AC的严重程度分为Ⅰ（轻度）、Ⅱ（中度）、Ⅲ（重度）级，手术治疗方案选择因分级而异。临床上对于Ⅰ、Ⅲ级AC治疗方案基本达成共识，然而，针对Ⅱ级AC治疗策略仍存在争议，更多依赖于术者经验及就诊单位医疗平台决定。Ⅱ级AC患者术中情况最为复杂，不适时宜的LC手术可能导致较高的并发症，如胆汁漏、腹腔内脓肿，甚至胆管损伤。经皮经肝胆囊穿刺置管引流术（PTGBD）能有效缓解胆囊炎症，减轻胆囊壁水肿和胆囊周围粘连，为择期手术创造“时间窗”。因此，本研究探讨评估PTGBD后择期LC手术策略在Ⅱ级AC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0月—2022年10月江苏大学附属宜兴医院205例依据TG18分级为Ⅱ级AC患者临床资料。其中，42例行PTGBD序贯LC（PTGBD+LC组），163例行一期LC组（LC组）。采用倾向性评分（PSM）方法将两组进行1∶1匹配，比较匹配后两组间在ICU入住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放置引流率、中转开腹率、胆道损伤率、住院时间、住院总费用及手术相关并发症等临床指标的差异。结果 42例接受PTGBD患者均未发生穿刺相关并发症，仅1例患者出现管道滑脱而接受重新置管；42例患者全部接受带管期间生活质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9例（92.8%）患者表示可以耐受。PSM匹配后，两组各38例，基线资料均衡可比。两组均无围手术期死亡；PTGBD+LC组较LC组手术时间短（64.4 min vs. 84.4 min）、术中出血量少（21.9 mL vs. 47.6 mL）、LC术后住院时间短（3.4 d vs. 5.3 d）、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低（5.3% vs. 23.7%），但住院总费用增加（29 239元vs. 22 150元），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术中中转开腹率（0 vs. 13.2%）、术中胆道损伤率（0 vs. 5.3%）、术中放置引流率（92.1% vs. 100%）及术后ICU入住率（0 vs. 5.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PTGBD术后序贯LC治疗TG18 Ⅱ级AC虽然增加了患者医疗总费用，但是却显著降低了手术难度、减少了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值得在临床上个体化推广使用。

摘要:背景与目的 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LCBDE）是治疗胆总管结石的常规方法，术中胆道支架置入（BSI）可能降低术后胆汁漏风险，但支架可能存在滞留、过早脱落等风险。本研究探讨新型自脱落式BSI在LCBDE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2020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患者临床资料，将行LCBDE联合新型自脱落式BSI的患者作为观察组，行LCBDE联合一期缝合的患者作为对照组。所用支架直径5 Fr，长度5 cm，主体上有长度标识，其防滑侧翼采用同向开口，可预防支架过早脱落及长期滞留，螺旋尾部留置于十二指肠乳头外，可在消化道流体带动下牵引支架通过消化道排出体外。BSI方法：胆道镜下直视胆总管末端乳头内口，将0.035"导丝插过十二指肠乳头，使用取石网篮外鞘作为推送器将支架沿着导丝推入胆道内，当支架主体1 cm标记处通过乳头内口后，边退镜边推送支架，当支架末端完全脱离镜头后，撤除导丝完成直视下BSI。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术前血液化验指标、胆总管结石数量及最大直径、BSI所需时间、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术后住院时间，记录观察组胆道支架脱落率。结果 观察组纳入43例，对照组纳入52例。两组患者在术前一般资料、血常规、肝功能、胆总管直径及胆管结石大小上均具有可比性（均P>0.05）。观察组BSI操作耗时中位时间14（10~20）min，但两组总体手术时间无明显差异［125（55~210）min vs. 116（50~200）min，P>0.05］。对照组术后有2例轻度胆汁漏（<50 mL/d），延长带管时间好转，观察组未观察到胆汁漏发生，两组之间胆汁漏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高淀粉酶血症在两组患者中均能观察到，无明显临床表现，保守好转，其发生率在两组间无明显差异（11.6% vs. 3.8%，P>0.05）。两组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无明显差异（16.3% vs. 9.6%，P>0.05）。观察组中位带管时间及中位术后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1（1~3）d vs. 2（1~5）d；2（2~6）d vs. 3（2~8）d，均P<0.05］。观察组术后2 d复查腹部X片提示支架均在位，2周后支架脱落率88.4%，术后1个月所有患者支架均脱落。结论 LCBDE术中联合自脱落式BSI安全有效，可缩短术后拔管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

摘要:背景与目的 系统性炎症与大多数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炎症相关评分的研究为改善癌症患者风险分层和患者预后提供了有效的预测信息。但目前尚缺乏关于炎症评分与胆囊癌（GBC）患者术后复发风险关系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探讨术前淋巴细胞计数与C反应蛋白（CRP）比值（LCR）与胆囊癌患者术后复发的关系，并建立预测GBC术后复发风险的列线图模型。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2009年5月—2021年12月接受手术治疗的103例GBC患者的临床资料，绘制LCR预测术后复发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确定最佳临床临界值。根据临界值将GBC患者分为高LCR组和低LCR组，分析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及影响患者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并根据危险因素的回归系数绘制相应的GBC患者术后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并通过校准曲线及一致性曲线进行验证。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总生存时间（OS）和无复发生存时间（RFS）的差异。结果 术前LCR预测GBC患者术后复发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681（95% CI=0.560~0.802，P<0.05），最佳临界值为0.27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在T分期、淋巴结转移、手术方式、是否联合肝切除、是否联合胆总管切除、切缘是否阴性、CA19-9、CEA、CA125及LCR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T分期、CA19-9及LCR是胆囊癌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综合以上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的C指数为0.736，校准曲线提示，列线图预测的复发概率与实际的复发情况具有良好的一致性。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高LCR组患者的术后OS和RFS明显优于低LCR组患者（均P<0.001）。结论 LCR可以作为预测GBC患者术后复发的新型指标，术前外周血LCR越高，患者复发风险越低；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有助于临床医生对GBC患者提供更好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和随访策略。

摘要:背景与目的 同时性双原发性肝细胞癌和肝内胆管癌（sdpHCC-ICC）极为罕见。在此，笔者报告9例sdpHCC-ICC病例的诊治过程，探讨该病的临床特点及手术预后，以提高临床认识。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2022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9例经术后病理证实为sdpHCC-ICC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表现、发病机制、影像学与病理特征及手术预后。结果 所有患者均为男性，均合并慢性肝炎，其中8例为乙型肝炎病毒感染，7例有长期饮酒史。肝细胞癌和肝内胆管癌肿瘤标志物均升高2例，术前影像均未能正确诊断。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经术后病理组织学证实均为sdpHCC-ICC，6例患者肝内病灶同时表达CD34。术后随访时间为2~58个月，2例分别于术后6个月与20个月复发，另7例至撰稿日未见复发。结论 sdpHCC-ICC的肿瘤细胞起源不一，可表现为单克隆起源，也可表现为多克隆起源，长期饮酒可能是其危险因素之一，手术切除仍是有效治疗方法，肝内胆管癌成分及其肿瘤分期为影响手术预后的主要因素之一，淋巴结清扫应纳入手术规划，肝动脉化疗栓塞对肝细胞癌成份有效。

摘要:背景与目的 研究显示，胆道结石（GSD）的产生与胆道微生物群的改变有关，而Oddi括约肌（SO）作为肠道与胆道之间的屏障，其功能障碍导致胆道微生物群变化情况尚不明了。因此，本研究探讨存在SO功能障碍（SOD）的GSD患者的临床特征以及胆管内微生物菌群与SO功能正常GSD患者菌群差异。方法 前瞻性招募2019—2021年间青海省人民医院行急诊手术治疗的胆囊结石伴胆总管结石患者14例，根据术中所测SO压力值，其中7例存在SOD（SOD组），7例SO功能正常（SO正常组）。收集所有患者术前及术后3个月胆汁标本，对所收集的样本进行16S rRNA基因提取及扩增子测序，用QIIME 2微生物组生物信息学平台分析16S rRNA基因扩增子测序数据。结果 SOD组患者术前白细胞计数明显高于SO正常组患者（P<0.05），而两组患者间其他相关化验指标及一般情况均无明显差异（均P>0.05）。所有病例中均发现了不同的胆汁微生物群落；丰度等级曲线分析结果表明，SOD组术后标本的菌群丰度最高，随后依次为SO正常组术后样本、SOD组术前样本、SO正常组术前样本；两组患者的4组胆汁样本中的菌群属分布各不相同，相对于SO功能正常的GSD患者，有SOD的GSD患者的菌群种类更加集中在埃希氏菌属、梭状芽孢杆菌属和肠球菌属。结论 存在SOD的GSD患者的炎症负荷更高、胆道菌群的丰度显著增加，较SO功能正常的GSD患者，出现更多与结石相关的菌群，可能更易引起胆道感染与结石复发。

摘要:背景与目的 研究显示，扁蒴藤素（PT）可通过多种机制调控癌细胞增殖、凋亡、迁移及血管生成，然而其对肝细胞癌（HCC）的作用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探讨PT对体外培养的HCC细胞生物学行为及其对HCC细胞吉西他滨（GEM）化疗敏感性的影响，并分析机制。方法 CCK-8法检测PT、GEM对HCC细胞株Huh7、SMMC-7721及HepG2细胞增殖抑制作用；根据CCK-8实验结果，选择合适的HCC细胞株与药物浓度用于后续实验；分别用GEM（GEM组）、PT（PT组）、GEM联合PT（GEM+PT组）、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抑制剂FH535（FH535组）处理HCC细胞，以单纯培养的细胞为对照组，然后分别用流式细胞术、平板克隆形成实验、细胞划痕、Transwell实验及qRT-PCR技术检测各组细胞凋亡、集落形成、迁移、侵袭及细胞c-myc、cyclin D1及survivin mRNA表达情况；同时用Western blot法检测β-catenin、GSK-3β、p-GSK-3β、波形蛋白（Vim）、E-钙黏蛋白（E-cad）及cleaved caspase 3（C-caspase-3）蛋白的表达。结果 PT与GEM均能明显抑制Huh7、SMMC-7721及HepG2细胞的增殖，且呈浓度依赖性（均P<0.05）。选择Huh7细胞为研究对象，PT、GEM、FH535的作用浓度分别为2.0 μmol/L、20 μmol/L、20 μmol/L。与对照组比较，GEM组、PT组、GEM+PT组及FH535组细胞凋亡率、E-cad及C-caspase-3蛋白相对表达量升高，集落形成数、划痕愈合率、侵袭细胞数、c-myc、cyclin D1和survivin mRNA及β-catenin、p-GSK-3β和Vim蛋白相对表达量降低（P<0.05）；且GEM组、PT组、GEM+PT组、FH535组对Huh7细胞的上述变化依次逐渐增强（均P<0.05）。结论 PT对HCC细胞的恶性生物学行为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可增强HCC细胞的GEM化疗敏感性，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Wnt/β-catenin通路激活有关。

摘要:背景与目的 幽门螺旋杆菌（HP）在人类胃部的定植是引起胃癌发生较明确的危险因素，且研究发现，HP感染后胃癌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有明显改变，但机制尚未明确。因此，本研究探讨HP引起胃癌细胞氧化应激的潜在机制和作用。方法 用HP感染胃癌细胞SNU-1后，分别用DCF-DA荧光法和CCK-8法检测的活性氧（ROS）水平和增殖能力的变化；用高通量测序和siRNA筛选鉴定HP感染后引起SNU-1细胞氧化应激增强的关键基因，随后通过miRDB在线分析和荧光素酶报告系统鉴定引起胃癌细胞SNU-1氧化应激的关键上游miRNA，同时结合功能获得与功能缺失实验验证。结果 SNU-1细胞感染HP后，ROS水平升高，增殖能力增强，但同时使用氧化应激抑制剂乙酰半胱氨酸处理，SNU-1细胞的以上变化被取消（均P>0.05）。siRNA筛选结果发现，敲低过氧化氢酶2（PRDX2）时HP感染的SNU-1细胞ROS水平升高，增殖能力增强，而过表达PRDX2后则相反（均P<0.05），同时Western blot验证显示，HP感染后SNU-1细胞中PRDX2的表达下调。HP感染后，SNU-1细胞中PRDX2的启动子活性没有变化（P>0.05），但PRDX2的mRNA水平下降（P<0.05）。分析结果显示，HP感染的SNU-1细胞中miR-650的表达水平上升（P<0.05），且miR-650靶向PRDX2 mRNA的3'端非编码区。验证结果显示，SNU-1细胞过表达miR-650后，PRDX2的表达下调、ROS水平升高、增殖能力增强，敲低miR-650后则呈反向变化（均P<0.05）；HP感染的SNU-1细胞同时敲低miR-650或同时过表达PRDX2，细胞的增殖能力无明显变化（均P>0.05）。结论 HP感染增加胃癌细胞氧化应激水平的机制和作用可能是其上调miR-650的表达，后者靶向PRDX2 mRNA的3'端非编码区抑制PRDX2 mRNA与蛋白表达，导致ROS水平升高，从而促进胃癌细胞的增殖。

摘要:背景与目的 侵袭性纤维瘤病（AF）是一种罕见的、来源于深部软组织的克隆性肌成纤维细胞增殖性疾病。本研究通过分析总结湖南省内21家医疗中心收治的腹壁AF患者的病例特点以及临床病理特征，了解腹壁AF的认识现状，探讨影响腹壁AF患者复发的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收集湖南省内21家医疗中心2010年1月1日—2022年9月30日期间连续收治的148例腹壁AF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及随访结果，分析患者的基本特征、治疗方式、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及预后。结果 148例腹壁AF患者中，男性15例（10.1%），女性133例（89.9%）；年龄3~72岁，中位年龄为31岁；初发患者142例（95.9%），复发患者6例（4.1%）；71例（48.0%）患者既往有腹部手术史。女性患者中，111例（83.5%）有妊娠史，57例（42.9%）有剖宫产史。148例患者均通过术后病理学检查明确诊断。术前通过细针穿刺获得病理诊断16例（10.8%），其中8例（50.0%）术前病理与术后病理结果一致。100例患者（67.6%）术后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其中，32例（32.0%）患者Ki-67>5%，56例（56.0%）患者β-catenin（+），42例（42.0%）患者vimentin（+）。148例腹壁AF患者均行腹壁肿瘤根治性切除术，其中72例切除肿瘤后采取直接缝合修复腹壁，72例采用人工网片加强重建腹壁，4例采用肌皮瓣移植或带血管蒂阔筋膜张肌肌皮瓣移植术重建腹壁。127例（85.8%）通过电话及门诊等方式获随访，中位随访时长为3.6（0.9~12.3）年。随访期间，11例（8.7%）出现复发，其中3例为二次复发。复发型AF和手术切缘阳性是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均P<0.05）。无术后伤口感染、伤口裂开或切口疝发生，无肿瘤转移或死亡发生。结论 腹壁AF绝大多数发生于有妊娠史的年轻女性，肿瘤根治切除术后仍有一定的复发率。外科医生应尽可能确保手术切缘阴性，尤其对复发型AF患者，应建议到有经验的疝和腹壁外科中心制定个体化方案进行专业治疗。

摘要:背景与目的 胆汁漏是肝切除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可导致住院时间的延长及腹腔引流管拔管时间的延后，增加患者的痛苦及治疗费用，严重的胆汁漏会导致腹腔感染及败血症，甚至导致死亡。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探讨术后胆汁漏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减少术后胆汁漏的发生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收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从2020年1月1日—2022年10月1日期间行肝切除术的2 047例患者的基本信息和临床资料。用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分析法分析术后胆汁漏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1 845例接受肝切除术的患者，其中59例（3.2%）发生胆汁漏，包括A级36例、B级20例、C级3例。单因素分析显示，既往肝脏手术史（χ²=9.337，P=0.002）、恶性肿瘤诊断（χ²=10.849，P=0.001）、解剖性肝切除（χ²=8.015，P=0.005）、手术时间（t=4.613，P<0.001）、出血量（t=4.274，P<0.001）、是否输血（χ²=5.129，P=0.024）及术中使用纤维蛋白胶（χ²=10.289，P=0.001）与术后胆汁漏发生有关。Logistic分析提示，既往肝脏手术是术后胆汁漏的独立危险因素（P=0.003），而解剖性肝切除（P=0.006）及术中使用纤维蛋白胶（P=0.002）是术后胆汁漏的独立保护性因素。术前转化治疗与原发性肝癌术后胆汁漏有关（χ²=74.594，P<0.001），局部治疗中仅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为术后胆汁漏的独立危险因素（P<0.001）。结论 对于既往有肝切除史及接受了转化治疗，尤其是包含TACE方案的患者，术前规划很重要，且术中要更为谨慎。进行解剖性肝切除，及术中应用纤维蛋白胶有利于减少胆汁漏的发生。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癌患者在接受局麻下射频消融（RAF）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焦虑和紧张情绪，使得患者对疼痛更加敏感，进而导致血压升高和耐受能力下降，甚至迫使治疗中止。因此，维持生命体征稳定和减轻疼痛是肝癌患者局麻下RAF成功实施的保证，临床通常使用降压及止痛药物缓解上述症状，但药物有其固有的副作用且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正念减压（MBSR）治疗已被证实在多种不良情绪和慢性疼痛控制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其在肝癌治疗领域的价值却鲜见报道。因此，本研究探讨短时正念身体扫描（BMBS）在肝癌患者局麻下RAF治疗术中控制高血压和疼痛的疗效，为其临床推广应用提供数据支持。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2019年6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肝脏外科接受局麻下RAF治疗的67例肝癌患者资料。其中，32例在RAF治疗全程仅接受BMBS，不用降压药（BMBS组），另35例采用舌下含服氨氯地平片控制血压在正常范围左右（对照组）。所有患者在RAF前后测量血压4次（BMBS或口服降压药前10 min、即将给予BMBS或口服降压药前、RAF开始时、RAF结束时）。比较两组的基线特征，以及RAF过程中血压变化、止痛药使用次数和疼痛评分等疗效评价指标。结果 两组患者的基线情况无明显差异（均P>0.05）。组内比较显示，BMBS组与对照组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经各自处理后均明显降低（均P<0.05）。组间比较发现，BMBS组各时间点收缩压和舒张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BMBS组患者的止痛药需求量和疼痛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44、P=0.003）。结论 BMBS作为一种简单的MBSR方法，对肝癌患者行局麻下RAF治疗术中的高血压及疼痛有较好的控制效果，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唯因其实施有赖于医护人员接受心理干预方面的专业训练，将来有必要在这一方面加强培训，以使得更多患者从中获益。

摘要:肝内胆管细胞癌（ICC）是一种高度侵袭性的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其发病隐匿、早期症状不典型、预后差。外科根治性手术切除是治疗ICC的唯一有效手段。淋巴结转移（LNM）作为影响ICC患者手术预后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已有多数指南建议在ICC根治性切除术中常规行淋巴结清扫（LND）。然而，关于ICC根治性切除术中LND的范围及其对患者预后的价值，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故笔者结合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对ICC根治性切除术中LND所存在的争议及问题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ICC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摘要:肝内胆管细胞癌（ICC）起源于二级及以上胆管上皮细胞，是一种具有高度侵袭性的恶性肿瘤，其早期常无特异性的临床表现，诊断时常处于晚期，失去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机会。随着ICC多学科诊疗模式的提出和广泛应用，其疾病控制效果和患者的生存期得到了提升，但是其预后仍差。在目前以外科手术为核心的多学科诊疗模式中，应该关注患者的中长期获益，并将其作为最终目标贯穿治疗全过程。鉴于ICC治疗选择的多样性及疾病复杂性，任何治疗策略均建议通过多学科讨论得出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并建议在高度专业化的肝胆胰中心进行诊疗或者由其指导进行诊疗。此文中，笔者重点阐述ICC的多学科诊疗的发展现状及策略。

摘要:近年来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群在肝胆胰恶性肿瘤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就肠道微生物群与肝细胞癌、胆管癌、胰腺癌的相关性，以及通过肠道微生物群相关治疗在肝胆胰恶性肿瘤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探讨肠道微生物群在临床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应用价值。

摘要:胆管癌（CCA）是起源于胆道系统的恶性肿瘤，虽然手术治疗是CCA公认的根治手段，但由于胆道系统的特殊解剖特点及CCA的高侵袭性使得治疗效果并不理想。药物治疗成为晚期CCA患者获得较好预后的选择，主要分为化学治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目前研究发现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及异柠檬酸脱氢酶1（IDH-1）两个重要的治疗靶点，由此衍生出的靶向治疗药物在临床试验中普遍展现了良好的效果。虽然CCA普遍表达PD-1/PD-L1，但对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不敏感，通过联合使用其他免疫治疗药物可以提高治疗效果。与新兴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相比，传统化学治疗在CCA治疗效果最为稳定，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指南建议顺铂+吉西他滨为晚期不可切除或有转移症状的CCA患者的一线化疗方案。这些药物的最新进展将会显著改善CCA患者的生存获益。

摘要:良性胆道狭窄（BBS）是肝胆胰疾病及外科手术的主要并发症之一。采用何种适当的诊断方法和策略明确病因，既不漏诊具有良性表现的恶性胆道狭窄，又避免良性疾病中不必要的手术探查，已成为胆道狭窄诊治的关键一环。在众多针对不同病因的治疗方法中，如何选择和制定合理的治疗策略，也是肝胆胰外科医生面临的问题。BBS的病因主要为医源性、感染性、炎症性、梗阻性、缺血性和自身免疫性因素等。在诊断方面，CT、MRI等影像学检查是发现胆道狭窄并初步判断良恶性的首选技术手段。结合病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通过肝胆外科学与影像学、病理学等多学科联合综合评估，可对BBS做出病因诊断。在治疗方面，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目前仍是BBS的一线治疗手段；对于解剖结构改变或各种原因导致内镜无法通过十二指肠大乳头进入胆道的病例，可用经皮经肝胆管穿刺引流（PTBD）进行治疗；对于难治性BBS，外科手术可作为最终的保底治疗手段；磁压缩吻合、胆管内射频消融和可降解生物支架等新兴技术手段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但仍需更多的研究数据评估疗效和安全性。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包膜下血肿（SHH）是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术后罕见并发症之一，总体病死率可达7.5%，临床医师需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报告1例ERCP术后SHH患者的诊治过程，结合既往文献分析病例特点，以期为SHH病因探索及后续SHH术中及术后诊疗提供借鉴。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肝胆胰外科收治的1例ERCP术后SHH患者的临床资料，结合前期文献资料进行复习和总结。结果 患者为32岁女性，肝功能检查提示总胆红素（TBIL）133.1 μmol/L、结合胆红素（DBIL）75.0 μmol/L，MRI检查提示胆总管近壶腹部结石伴以上肝内外胆管扩张，予以行ERCP+Oddi括约肌扩张+胆道取石+鼻胆管外引流术，术后15 h患者出现右上腹疼痛伴有肩痛，予以止痛处理后缓解，术后18 h出现心率增快，复查血常规提示血红蛋白进行性降低，急诊CT检查提示肝脏包膜下弧形高密度影，考虑血肿可能；ERCP术后腹腔、盆腔积血积液。予急诊行选择性肝动脉造影+经皮动脉栓塞术，术后患者血红蛋白逐步升高至正常，于动脉栓塞术后2周出院。出院后3 d患者再发右上腹疼痛，急诊CT提示SHH较前范围增大，再次行选择性肝动脉造影+经皮动脉栓塞术，术后患者血红蛋白逐步升高至正常，于再次手术后16 d出院。术后随访患者无不适，影像学复查见血肿进行性缩小，予继续随访。结论 ERCP术中导丝损伤致SHH临床罕见，文献报道对其病因有广泛共识，但缺乏直接证据。该病例术中透视片可见沿导丝、导管走行对应肝脏包膜下术中显影，可视为导丝损伤胆管、肝实质致SHH的直接证据。ERCP患者术中应留意透视图片有无造影剂外渗及异常积聚，对于术后腹痛患者，要高度警惕SHH的可能，以期早期识别及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