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完全植入式静脉给药装置（TIVAD）又称静脉输液港，是一种新兴的中心静脉输液通路装置，主要应用于肿瘤化疗、肠外营养支持，近年来的应用证实该技术可靠有效。目前国内对该技术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大型医疗机构，不同地区植入手术和维护存在较大差异，造成实际应用效果差异较大、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高、患者满意度差别大。专家组集合了在静脉输液港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来自不同专业的多位专家，结合最新研究结果，充分讨论制定了《静脉输液港植入与管理多学科专家共识（2023版）》，适用于从事静脉输液港工作的医护人员，内容涵盖了静脉输液港的植入和维护全部流程，目标是减少植入和使用的并发症，提高使用静脉输液港患者的安全性和满意度。

摘要:欧洲血管外科学会（ESVS）首次发布了2023版《血管疾病抗血栓治疗临床实践指南》，对下肢动脉硬化性疾病（LEAD）的抗血栓策略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更新，并给出了21条具体的推荐。LEAD患病率和相关的公共卫生费用都在不断增加，抗血栓治疗是LEAD患者的治疗基石。因此，笔者根据指南的循证医学证据，结合临床实际，重点对LEAD的抗血栓策略进行解读，希望能够帮助医务工作者更好地理解和遵循指南。

摘要:背景与目的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胸主动脉疾病的治疗，但主动脉弓部疾病由于其治疗难度大，风险高，是TEVAR的难点和研究方向之一。特别是如何用微创的方式重建主动脉弓部三分支，是目前血管外科面临的一大挑战。虽然目前有杂交技术、烟囱技术、带分支支架技术、开窗技术等新的方法用于主动脉弓部疾病的腔内治疗，但这些技术都有其局限性。本文总结一种新型一体式三分支支架系统（Concave Supra-arch branched stent-graft系统，简称CS系统）用于主动脉弓部病变腔内治疗的first-in-man（FIM）研究结果，探讨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8月—2023年4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采用CS系统治疗主动脉弓部疾病的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CS系统的技术成功率、血管通畅率、内漏发生率和近期临床效果。 结果 5例患者包括缺乏近端锚定区的主动脉弓部动脉瘤患者4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1例；男性4例，女性1例；年龄51~79岁。其中2例患者合并高血压，2例合并冠心病，1例合并糖尿病，3例存在脂代谢异常。全部5例患者手术中均顺利置入CS系统。无血管破裂、死亡等严重并发症。平均介入时间（72.4±16.9）min，平均总手术时间（169.4±19.6）min，平均造影剂使用量为（79.0±6.5）mL。术毕造影均显示瘤体隔绝完整，夹层破口封堵完全，未见内漏且分支支架形态良好，无狭窄闭塞。术后入住ICU时间（24.2±3.2）h。围手术期均无严重并发症，存活率100%。术后2周5例患者均顺利出院。出院复查CTA检查均显示三分支支架系统位置满意，无内漏，弓上三分支血管无狭窄闭塞。5例患者随访一般情况良好，无心脑相关事件，存活率100%，其中最长随访时间已达6个月。随访期间未发现支架移位，内漏，亦无二次介入情况。 结论 CS系统为一款带有凹槽结构的一体化支架系统。该系统从设计上优化了主动脉弓部全腔内修复的脑保护策略，在治疗缺乏锚定区的主动脉弓部病变同时能有效保留弓部分支血管，一体化的设计也使其具有较好的稳定性。CS系统用于主动脉弓部病变腔内三分支重建，其手术成功率较高，近期效果满意，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摘要:背景与目的 髂内动脉病变可引起多种临床症状，积极治疗能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开放手术是髂动脉病变治疗的经典方法，但在技术方面要求更高，给患者带来的风险也更大，腔内技术重建髂内动脉已得到广泛应用，目前这方面的进展主要集中在合并腹主动脉瘤等治疗上，单纯针对髂动脉病变的研究较少。而且由于病变种类、解剖结构的复杂性，国内外尚无专门的指南或专家共识指导髂内动脉病变的诊治，腔内治疗技术缺少统一的规范。这就要求临床诊疗过程中术者需根据病变特点、入路解剖、自身经验等制定因人而异的策略。目前应用较为广泛、技术相对成熟的腔内治疗方法有腔内血管成形术、支架植入术等，合并髂外动脉者有“三明治”技术、分支支架技术等，各有利弊。本研究观察采用前述常见的腔内修复方法，针对髂内动脉病变患者，根据不同病情选择不同重建方案的近期治疗效果，以探讨应用个体化腔内技术重建髂内动脉的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1月—2022年6月在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行髂内动脉重建的13例单纯髂动脉病变患者资料。主要结局指标为有无术后新发臀肌跛行、勃起功能障碍等髂内动脉缺血症状，次要结局指标包括术后至少1个月复查主动脉CTA显示血流是否通畅，有无内漏、支架移位、再狭窄等。结果 13例患者中男性12例，女性1例，平均年龄62（46~73）岁。分析患者术前影像学检查资料，根据病变类型、解剖特点等制定相应手术方法，其中8例髂内动脉开口狭窄者采用单纯药物球囊扩张术，4例包括髂内动脉动脉瘤、夹层、穿通性溃疡者采用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术，1例髂总动脉瘤累及髂内动脉者采用“三明治”技术。术中均成功重建单侧髂内动脉，无围术期心肌梗死、大出血、肢体栓塞、死亡等并发症。术后中位随访时间3.9（1~22）个月。随访期间所有患者无髂内动脉支配区域缺血症状，复查CTA结果显示同侧髂内动脉、髂外动脉血流通畅，支架形态、位置正常，未见内漏、栓塞或动脉瘤扩张等，2例髂内动脉开口重度狭窄行单纯球囊扩张者于术后3个月复查提示开口仍有中度狭窄，但较术前缓解。结论 应用腔内技术治疗髂内动脉病变安全可行，具体手术方案应个体化选择。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肢体部位的毁损性创面，常会合并主干血管的损伤，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肢体缺血坏死而截肢的严重后果。为探索此类毁损性创面的诊治方法，本研究分析应用游离皮瓣联合血管重建来修复上肢毁损性创面合并主干血管损伤的临床效果，以期为此类毁损性创面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2月—2022年12月北京积水潭医院收治的上肢毁损性创面合并主干血管损伤，并用游离皮瓣联合血管重建来修复的患者45例，总结血管损伤的评估及处理方法，修复毁损性创面所用游离皮瓣的种类，观察术后重建血管通畅情况和肢体血运情况以及皮瓣存活情况、创面和供瓣区愈合情况。最后一次随访时，根据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会上肢部分功能评定试用标准中手部肌腱、神经修复评定标准，评价手部屈、伸功能的肌力和手指感觉功能。结果 45例患者中，男38例，女7例；平均年龄（39.4±15.1）岁。上臂毁损性创面合并肱动脉损伤5例，前臂及腕部毁损性创面合并桡动脉和（或）尺动脉损伤40例。大隐静脉桥接重建肱动脉3例（6.7%），人工血管桥接重建肱动脉2例（4.4%），大隐静脉桥接重建尺动脉1例（2.2%），大隐静脉桥接重建桡动脉35例（77.8%），行血流桥接皮瓣重建桡动脉4例（8.9%）。股前外侧皮瓣移植29例（64.4%），脐旁穿支皮瓣移植12例（26.7%），腹股沟皮瓣移植1例（2.2%），背阔肌肌皮瓣（面积24~10 cm×35~18 cm）移植3例（6.7%）。供瓣区直接缝合封闭24例（53.3%），于附近转移皮瓣覆盖13例（28.9%），取断层皮移植覆盖8例（17.8%）。游离皮瓣存活率为97.8%（44/45），创面I期愈合率为93.3%（42/45）。38例患者获随访3~36个月，皮瓣及患肢血运良好，重建血管通畅率为92.1%（35/38）。最后一次随访时，患者伸拇及伸指功能基本正常；屈拇及屈指肌力评定：Ⅴ级5例（13.2%）、Ⅳ级13例（34.2%）、Ⅲ级16例（42.1%）、Ⅱ级4例（10.5%）；手指感觉功能评定：S4级5例（13.2%）、S3级10例（26.3%）、S2级12例（31.6%）、S1级8例（21.0%）、S0级3例（7.9%）。结论 上肢毁损性创面合并主干血管损伤需及时评估和处理损伤的血管，根据损伤血管的直径可用自体血管或人工血管桥接重建损伤的主干动脉，以避免肢体缺血坏死；重建的血管和毁损性创面需及时应用血循环丰富的组织瓣来覆盖，有条件的话，应优先采用游离皮瓣移植，效果要优于远位带蒂皮瓣移植。

摘要:背景与目的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LDVT）是普通外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术后康复。目前的评估工具无法对LDVT患者进行更加细致的风险分层。因此，本研究探讨普通外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发生LDVT的影响因素，并建立可靠的预测工具，从而为LDVT的诊断和防治提供帮助。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1日—2022年10月31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通外科手术治疗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良好设计的纳入、排除标准对病例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使用已经较明确的LDVT的影响因素和一些重要临床特征作为分析变量，单变量分析和多变量分析用以评估LDVT的影响因素以及筛选模型的预测因子。应用编程软件制作基于Logistic回归的列线图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列线图的预测性能，校准曲线用以评估预测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使用决策曲线分析（DCA）比较预测模型与其他单一指标临床应用价值的差异。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342例患者，其中LDVT组167例，对照组175例。单变量分析显示，1个月内有手术创伤史、高血压史、吸烟史、饮酒史、放疗史、ICU住院时间、红细胞（RBC）、血红蛋白（Hb）、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D-二聚体、凝血时间、手术时间、术中输注RBC、术中输注血浆、手术方式与LDVT的发生有关（均P<0.05）。多变量分析显示，1个月内有手术创伤史、FDP、凝血时间、手术时间、术中输注RBC、术中输注血浆是术后LDVT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将独立影响因素作为预测因子建立模型，预测术后2周LDVT风险列线图的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30（95% CI=0.787~0.874，P<0.001）。校准曲线中的Hosmer-Lemeshow检验统计量为0.973；DCA分析显示了列线图比单一指标有更好的净效益。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鉴别能力和临床应用价值，有助于临床医生在LDVT高危人群中进行风险再分层，从而制定个性化有效的防治措施。为了检验和提高模型的外部效度，未来还需要对预测模型进行多中心、前瞻性、智能算法设计的研究。

摘要:背景与目的 下肢深静脉血栓（DVT）是住院患者常见的并发症，目前对其治疗倾向于快速清除血栓，以减少血栓后遗症的出现。方法主要包括导管接触性溶栓（CDT）及经皮机械性血栓清除术（PMT），但对CDT和PMT的适应证仍有一定争议，卫生经济学方面也缺少相关研究，无法衡量CDT和PMT治疗方法使患者受益的情况。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接受外科治疗的下肢DVT患者来综合评估比较CDT和AngioJet两种治疗方式对患者的获益情况，为临床医生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提供一些建议，使患者在疗效、生活、经济上能够得到最大的获益。方法 收集苏北人民医院血管外科2018年12月—2020年8月确诊下肢DVT并接受CDT或AngioJet方式治疗的患者临床与随访数据，分析疗效（证候积分）、成本效益，以及随访彩超复查结果、Villalta评分及CIVIQ-2评分。结果 共纳入79例下肢DVT患者，其中AngioJet治疗47例（AngioJet组），CDT治疗32例（CDT组）。两组患者一般资料与耗材使用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治疗后症状均明显好转，AngioJet组痊愈率高于CDT组（34.04% vs. 12.50%，P<0.05），两组住院时间无明显差异（P>0.05），AngioJet组住院费用明显高于CDT组（77 498.11元vs. 66 092.58元，P<0.05），但AngioJet组每达到1%的痊愈率的费用低于CDT组（2 579.83元vs. 5 287.41元）。两组术后随访彩超复查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Villalta评分及CIVIQ-2评分均显示，AngioJet组治疗效果均优于CDT组（均P<0.01）。结论 AngioJet及CDT均可有效地治疗下肢DVT，AngioJet对于下肢DVT患者来说是卫生经济效益较高的治疗方式，同时提供患者更好的生活质量。经济允许情况下可考虑选用AngioJet治疗方式。

摘要:背景与目的 目前有证据支持急性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患者在充分抗凝基础上早期活动，并不增加肺栓塞的风险，反而可以改善患者症状，但抗阻运动对DVT血管生成的影响鲜有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抗阻运动能否促进DVT的血管生成，从而促进静脉血栓再通。方法 将72只成年雄性C57BL/6J小鼠通过狭窄下腔静脉方法构建DVT模型，并随机分为模型组和抗阻运动组，抗阻运动组小鼠通过尾部负重法进行抗阻运动干预，模型组小鼠不做任何干预。两组分别于造模后7、14、28 d处死部分小鼠取材，取材前通过超声观察静脉血栓情况。HE染色法观察小鼠静脉血栓及肺组织病理情况；计算血栓再通率；ELISA法检测各组小鼠血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水平；免疫组化染色检测小鼠静脉血栓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R-2）和血小板内皮黏附分子（CD31）的表达情况，并计算CD31阳性血管数；qRT-PCR法检测含有血栓的静脉组织VEGF和VEGFR-2 mRNA表达情况。结果 超声发现两组小鼠术后血栓大小逐渐减小；与模型组比较，术后28 d抗阻运动组小鼠血栓大小和管腔直径明显减小；两组术后不同时间点肺组织结构均基本正常。术后7 d，两组间血栓再通率、血清VEGF浓度、血栓的VEGF-A和VEGFR-2表达量、CD31阳性血管数及含有血栓血管组织VEGF和VEGFR-2 mRNA表达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14、28 d，抗阻运动组血栓再通率、血清VEGF浓度、血栓VEGF-A和VEGFR-2表达量、CD31阳性血管数及含有血栓的血管组织VEGF和VEGFR-2 mRNA表达均较模型组明显升高（均P<0.05）。结论 抗阻运动可增加DVT小鼠的VEGF和VEGFR-2表达，从而促进DVT的血管生成与静脉血栓再通。

摘要:背景与目的 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α（SDF-1α）是一种定向诱导细胞迁移的趋化因子，研究显示，间充质干细胞（MSCs）在受损组织中可以沿着SDF-1梯度迁移到损伤部位并参与组织修复，然而目前尚缺乏SDF-1α诱导脂肪来源干细胞（ASCs）对糖尿病缺血下肢进行组织修复的体内研究。因此，本研究探讨SDF-1α促进大鼠脂肪来源干细胞（rASCs）向糖尿病大鼠缺血下肢肌肉组织迁移及对组织修复的影响。方法 取SD大鼠脂肪组织分离培养rASCs，行细胞形态观察，鉴定成脂、成软骨及成神经分化能力，并使用带绿色荧光蛋白（GFP）的腺病毒转染和标记rASCs。将大鼠用STZ法构建糖尿病模型，并结扎大鼠的右下肢股动脉造成下肢缺血后，随机分为两组，通过尾静脉向两组大鼠体内注射rASCs，其中一组在患肢中段部位肌肉处注射SDF-1α蛋白（SDF-1α+rASCs组），另一组则用同样方式注射等量磷酸盐缓冲溶液（rASCs组）。治疗后的第1、2周行大鼠双下肢血流量检测，计算及比较各组大鼠的缺血下肢-健侧下肢血流比值。在第4周时处死大鼠，取缺血部位的肌肉组织行HE染色，观察不同治疗方法组中肌肉组织的排列情况。以因子Ⅷ（FⅧ）作为微血管的标记，行免疫荧光染色，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组织中FⅧ及GFP的分布情况。结果 所培养的细胞呈长梭形或多角形样生长，并可向脂肪、软骨、神经细胞多向分化，鉴定为rASCs。糖尿病下肢缺血大鼠下肢血流量检测结果显示，在治疗后第1周SDF-1α+rASCs组的缺血下肢-健侧下肢血流比值明显高于rASCs组（0.33±0.03 vs. 0.26±0.02，P=0.016），治疗后第2周可发现上述差异进一步扩大（0.60±0.02 vs. 0.47±0.01，P=0.050）。HE染色结果显示，在治疗后第4周SDF-1α+rASCs组大鼠的肌肉组织排列更为整齐。免疫荧光结果显示，SDF-1α+rASCs组的骨骼肌组织中rASCs的数量在治疗后第4周明显高于rASCs组（P<0.05），还能观察到红色荧光（FⅧ）与绿色荧光（rASCs）的重叠。结论 通过提高缺血部位的SDF-1α的浓度能够有效增加迁移至患处的rASCs数量，从而获得优化rASCs改善患肢血流灌注，促进肌肉组织修复的明显效果。此外，rASCs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可能是rASCs促进缺血肌肉修复的关键机制之一。

摘要:背景与目的 非隐反流来源下肢静脉曲张血流动力学类型复杂，传统隐静脉主干闭合或抽剥可能遗漏反流静脉造成高复发率，目前常用治疗方法以射频消融术（RFA）、激光及硬化剂闭合为主，但未形成共识。本研究旨在探讨对比血流动力学纠正术（CHIVA）和RFA联合超声引导泡沫硬化剂（UGFS）闭合治疗非隐来源下肢静脉曲张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选取2019年7月—2021年12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连续收治并定期随访的非隐反流来源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共95例。其中41例行CHIVA治疗（CHIVA组），54例行RFA联合UGFS闭合（闭合组）。收集患者数据包括人口特征、反流静脉类型、分流通路类型、围术期情况、术后疗效、并发症、静脉临床严重程度评分（VCSS）。结果 CHIVA组平均手术时间明显少于闭合组（61.36 min vs. 78.15 min，P=0.000 5）、平均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闭合组（4.07 mL vs. 8.52 mL，P<0.000 1）、术中切口个数明显少于闭合组（1.58个 vs. 3.65个，P<0.000 1）；两组平均住院时间无明显差异（P>0.05）。CHIVA组色素沉着、血栓性静脉炎、血肿的发生率明显低于闭合组（4.9% vs. 24.1%；2.4% vs. 14.8%；0 vs. 11.1%，均P<0.05）。术后6个月，闭合组静脉曲张消退率明显优于CHIVA组（90.7% vs. 70.7%，P<0.05），CHIVA组再干预率明显高于闭合组（29.3% vs. 9.3%，P<0.05）。两组在术后12个月新发静脉曲张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术后6、12个月两组VCSS较术前均明显改善，但术后6个月时，CHIVA组较闭合组下降更明显（1.89 vs. 2.50，P<0.05）；术后12个月时两组VCS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HIVA与闭合治疗相比，术后1年静脉曲张消退和生活质量相近，围术期指标更优、并发症更少，但术后6个月再干预需求更高。两者安全性和有效性相当，具体选择应依据所在中心技术设备、术者经验与患者诉求共同决策。

摘要:背景与目的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脱术（HSL）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经典术式，但存在创伤较大、恢复时间较长、切口瘢痕不美观等缺点。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以腔内热消融治疗为代表的微创治疗技术蓬勃发展。本研究旨在对比射频消融术（RFA）与传统HSL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5月—2022年6月期间因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行手术治疗的272例患者（298条肢体）的临床与随访资料，其中96例（100条肢体）行RFA治疗（RFA组），176例（198条肢体）行HSL治疗（HSL组）。比较两组患者的术前临床特征、手术情况、并发症情况、临床表现-病因学-解剖学-病理生理学（CEAP）分级、静脉临床严重程度评分（VCSS）和慢性静脉功能不全问卷-14问版（CIVIQ-14）评分的变化情况。结果 两组技术成功率均为100%，术后3 d复查超声提示大隐静脉主干缺如/闭合率为100%。共完成随访265例（290条肢体），平均随访时间（13.2±3.8）个月，随访期间超声提示大隐静脉主干缺如/闭合率为100%。两组患者的基本临床特征无明显差异（均P>0.05）；与HSL组比较，RFA组术中出血量（21.3 mL vs. 46.8 mL）、术后第1天疼痛评分（3.1 vs. 3.3）、总并发症发生率（25.5% vs. 38.0%）及皮肤感觉异常发生率（5.1% vs. 24.0%）均明显降低（均P<0.05），RFA组的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升高（5.1% vs. 0，P<0.05）；术后所有患者CEAP分级均较术前降级，RFA组81.7%的患肢降级为C0~C1级，HSL组83.9%的患肢降级为C0~C1级；所有患者的VCSS和CIVIQ-14评分均较术前有所改善，且HSL组的VCSS评分改善程度大于RFA组（均P<0.05）。结论 RFA短期疗效与HSL相当，相对于HSL而言，创伤更小、疼痛感更轻、并发症发生率更低，是一种下肢静脉曲张的有效治疗方案。

摘要:背景与目的 下肢静脉溃疡是下肢慢性静脉功能不全后期严重的并发症，复发率高，可导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加重患者经济负担、降低劳动能力、增加残疾等。因此，本研究探讨下肢静脉溃疡患者溃疡复发高危因素，旨在为有效预防下肢静脉溃疡复发提供临床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21年1月—2022年9月收治的下肢静脉溃疡患者的临床资料。用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分析下肢静脉溃疡患者复发的高危因素。结果 共纳入下肢静脉溃疡患者182例，所有患者均在慢性伤口门诊接受规范化换药治疗。下肢静脉溃疡复发率为47.2%。单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有无行手术干预（χ²=19.206，P=0.000）、有无穿弹力袜（χ²=23.590，P=0.000）、是否重体力活动（χ²=29.495，P=0.000）、是否大量吸烟（χ²=9.173，P=0.002）与溃疡的复发明显有关。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BMI>24 kg/m²、女性、有无手术干预、是否穿弹力袜、重体力活动及大量吸烟是下肢静脉溃疡复发的独立风险因素（均P<0.05）。结论 下肢静脉溃疡复发率高，戒烟、减少重体力活动是降低下肢静脉溃疡复发的有效手段，临床上早期手术干预治疗，可减少患者溃疡复发。

摘要:血管介入手术是一种利用导管和导丝等器械，在视觉影像引导下，通过皮肤微创穿刺进入血管，对病变部位进行诊疗的手术方式。它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点，已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疾病的首选治疗方法。然而，由于血管的狭窄性和复杂性，在血管内部操作导管难以做到，加重了医生的认知负荷，延长了手术时间，继而增加操作者和患者的疲劳程度以及手术风险。另一方面，血管介入手术对医生操作熟练程度要求高，而可以开展大量手术的医生数量有限。这些都大大限制了血管介入手术的广泛应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机器人辅助血管介入手术因其精确性、灵活性、便捷性已经受到患者和医生的共同期待，是实现血管介入手术远程化、智能化、数字化的重要手段。然而，相对于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图像导航、机械臂结构等其他关键技术，力反馈技术仍然有较大空白，力反馈的缺失使其在复杂困难病变、钙化病变、慢性闭塞病变中的应用受到了限制。故笔者在此分析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力反馈技术的基本问题、实现方式和技术需求，并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探讨了力反馈技术的发展方向，为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力反馈技术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从工程设计的角度出发，从人手感知力问题和力补偿力损耗问题两个方面阐述了力反馈技术面临的基本问题，并简述人手感知力的过程、感知力的范围、力损耗原因以及力补偿方法。目前国内外关于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力反馈技术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基于机械作用、电流变液和磁流变液等方式的实验验证和系统开发上，这些方式虽然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力反馈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机械力反馈难以克服惯性，噪声干扰和体积庞大限制应用场景；电流变液力反馈工作电压大大超出人体安全阈值；磁流变液力反馈伴随产生的大量热气以及被动黏度产生的摩擦力干扰了准确的力呈现。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更高效、更灵敏、更稳定、更适合远程操作的力反馈技术。另外，“局部力反馈”和“感知替代”也是值得探讨的两种有潜力的力反馈方式。对于力反馈技术实现的需求，从力传递过程出发，从传感器、力检测、力反馈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阐述。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无线通信、材料学、物理学等其他交叉学科的发展，可以为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力反馈技术提供更多可能性和创新点。同时，建立基于信息融合技术的监控平台，完善相应法律法规，降低成本、临床试验验证、融合5G和虚拟现实技术等，可以使得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摘要:主动脉根部-升主动脉段，由于其复杂的解剖结构及血流动力学湍流特点，使得在设计腔内移植物时，需考虑“主动脉瓣膜、双侧冠脉开口、主动脉窦部膨大、头臂干开口”等几个因素。因而被视为腔内修复最后的“禁区”，至今仍然无理想的腔内移植物能够用于此段病变的治疗，成为全球各大血管外科中心聚焦的前沿问题。现有研究方案包括Endo-Bentall法、Endo-Wheat法以及“景氏瓣窗型”移植物腔内修复动物实验等，但是主要存在个体化局限性、冠脉支架的远期通畅率不明确和移植物感染等悬而未解问题。目前尚无完善的腔内移植物或腔内手术方案可解决主动脉根部-升主动脉段病变。鉴于目前此技术的局限性和有限的临床经验，这项技术应保留给高危患者，特别是那些拒绝开放干预的患者。笔者对目前现有的腔内修复累及主动脉根部及升主动脉病变方案做一综述。

摘要:主动脉管壁分为内膜、中膜和外膜三层，其中，中膜层是组织结构最复杂、承载功能最多的部位，也是主动脉疾病的最主要病因和病变部位。主动脉中膜层主要结构成分是弹力纤维（EF）和胶原纤维（CF）组成的细胞外基质（ECM）。EF和CF不仅参与主动脉壁局部微环境的构成，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共同维持主动脉管壁的正常形态和力学特性，EF与管壁良好的顺应性有关，CF则与管壁的极限强度有关，两者交织在一起，使主动脉既有弹性又有韧性。笔者从主动脉管壁纤维结构的组成，各成分合成、表达及功能等相关问题进行综述。

摘要:肠系膜上动脉（SMA）出现狭窄或闭塞导致血液灌注不足，引起肠组织缺血、缺氧，最终可能导致肠黏膜损伤、肠缺血坏死。解除管腔狭窄、恢复血流是避免肠坏死的重要保障。腔内支架植入术作为一种微创治疗技术，相对于开放性血运重建，具有住院时间短，降低住院并发症及死亡风险的优势，近年来已成为治疗SMA狭窄性病变的主要治疗方式之一。因该手术方式获得了良好的近期临床治疗效果，得到指南一致推荐。随着支架在临床上广泛开展使用，SMA支架植入术后支架内再狭窄（ISR）的发生逐渐引起关注，且相关研究指出，接受支架治疗的SMA狭窄患者，相对于开放性血运重建出现ISR的概率更高。因此，SMA支架植入术后的管理显得特别重要，包括维持药物治疗以期获得支架的远期通畅性，ISR的超声及影像学检查等的早期识别和诊断，再干预治疗时机选择等。双功能超声（DUS）和SMA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TA）检查用于ISR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目前已替代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成为术前诊断和筛查的首选。由于SMA缺血性病变造成的危害严重，若处理不及时可能造成肠管坏死，因此对因ISR出现相关临床症状的患者推荐尽快进行二次手术再干预治疗。手术方式可以选择二次腔内血管成形和（或）支架植入术，而针对那些易复发的病变或因解剖结构不利于进行二次腔内修复的患者，可以选择传统的外科开放手术，SMA旁路术是一种更加持久的选择，在高风险患者中以降低病死率。笔者针对SMA支架植入术后ISR的文献进行回顾，进而针对ISR的预防、诊疗策略和治疗进展进行归纳总结。

摘要:深静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PTS）是继发于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的远期并发症，主要临床表现为患肢沉重不适、胀痛、水肿、溃疡等。由于PTS静脉壁纤维化不可逆，且常伴有管腔闭塞导致难愈溃疡形成，治疗方法十分有限且效果不确切。以往观点认为血栓形成后，随病程进展其静脉阻塞扩张和血栓机化再通导致静脉瓣功能受损，产生的静脉高压是引起PTS的主要发病机制。近年来发现静脉瘀滞环境下以中性粒细胞为主的无菌性炎症性血栓形成被异常激活，可启动凝血级联反应产生瀑布效应加剧血栓形成。在静脉血栓溶解阶段，巨噬细胞可通过分泌各类炎症因子促进血栓内新生血管形成等加速血栓溶解，亦可以影响静脉管壁降低顺应性，引起管腔纤维化并重塑不良导致PTS发生。本文主要聚焦血栓性炎症在静脉血栓形成、溶解和静脉壁纤维化不同阶段的作用，并围绕炎性标志物和相关抗炎靶点药物作一综述。

摘要:背景与目的 血管封堵器（VCD）广泛应用于血管腔内治疗后闭合股动脉（FA）穿刺点，具有快速止血、患者可早期活动等优势。Perclose ProGlide是一款缝合介导的闭合装置，存在导致FA闭塞的潜在风险。笔者通过报告序贯腔内手术应用切割球囊成功治疗1例心脏介入术后Perclose ProGlide血管封堵器导致股浅动脉（SFA）闭塞病例，以期为临床治疗方法的选择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血管外科于2022年10月收治的1例心脏电生理术后Perclose ProGlide导致SFA闭塞引起下肢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患者为32岁女性，临床诊断：下肢缺血、SFA闭塞（右侧），行序贯腔内手术联合切割球囊开通SFA闭塞性病变。一期导丝经左侧股总动脉（CFA）鞘管过病变后，选用4 mm×4 mm普通球囊扩张后造影：见线样血流通过，明显残余狭窄，术后患者下肢缺血症状缓解；6周后二期手术，采用2.5 mm×40 mm球囊预扩，5 mm×20 mm切割球囊逐步扩张，5 mm×40 mm高压球囊进一步后扩，即刻及15 min后造影示完全开通SFA病变，无残余狭窄，未见夹层形成、破裂、远端栓塞等。术后患者恢复良好，症状消失，3周后随访CTA示：右侧SFA管腔形态良好，血流通畅。结论 序贯腔内手术应用切割球囊治疗Perclose ProGlide导致的SFA闭塞安全、可行，有效。

摘要:背景与目的 主动脉缩窄（CoA）是一种先天性心血管缺陷，少部分患者在青少年时期甚至成年后才被诊断。笔者报告1例青年CoA患者的诊治经过，并复习国内外文献，以期加强对该病的进一步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血管外科2019年11月收治的1例典型青年CoA患者的病例资料，并检索2013—2022年期间国内外文献数据库中与该疾病相关的文献报告，总结并讨论该疾病的临床特征与治疗方式。结果 患者为17岁男性，因“发现血压升高10余天”入院，CTA示：降主动脉离断，周围多发侧支循环形成，诊断为CoA。患者行心脏不停跳升主动脉-腹主动脉旁路移植术治疗，术后患者恢复良好，人工血管通畅。检索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纳入相关文献5篇，检索外文数据库PubMed，Medline，纳入相关文献7篇，共12例患者，其中5例行人工血管置换治疗，5例行介入治疗，2例因累及其他器官行保守治疗；CoA的治疗指征包括全身性高血压和/或管腔狭窄>50%。结论 CoA在成年人中罕见，但易于诊断，并可治愈。由该病引起的高血压可通过药物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所有疑似CoA的患者均应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包括上下肢的血压测量，更好地血压控制、早期修复和经手术干预治疗可能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如果不进行治疗，CoA患者的预后较差。手术治疗为该病首选治疗方案。

摘要:背景与目的 构建首个围手术期快速康复（ERAS）全链条服务标准体系，涉及宣教、麻醉、手术、护理、营养、康复等多学科多领域，全链条覆盖ERAS服务全过程，规范指导围手术期ERAS服务实践，使中西医结合围手术期管理行业获得良好的服务秩序，从而提高围手术期处理水平及综合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优势结合围手术期ERAS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同质化的发展。方法 以GB/T 13016-2018《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GB/T 13017-2018《企业标准体系表编制指南》、GB/T 24421.2-2023《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标准体系构建》为指导文件，运用文献研究、专家咨询等研究方法，收集和整理现行、在制、预制的围手术期ERAS服务标准，构建围手术期ERAS全链条服务标准体系。结果 围手术期ERAS服务标准体系包括适用的标准化法规、法律法规、服务通用基础标准体系、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和服务提供标准体系。其中服务通用基础标准设有4个子体系，服务保障标准设有10个子体系，服务提供标准设有9个子体系，服务通用基础标准29个，保障标准44个，服务提供标准38个。该体系的国家标准41个，行业标准4个，地方标准5个，团体标准2个，围手术期ERAS企业标准59个。结论 围手术期ERAS全链条式服务标准化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及社会价值，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以治病或保健为最高目标，为患者制定中西医优势结合的ERAS诊疗方案，切实做到全面快速康复。该体系的推广应用将会有较大的临床价值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