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洲血管外科学会发布了2024版《腹主动脉-髂动脉动脉瘤管理临床实践指南》，对腹主动脉瘤和髂动脉病变的诊疗策略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介绍。该指南基于截至2023年8月的最佳证据，依据修改后的欧洲心脏病学学会评分系统制定了160条建议，较2019年版本新增59项全新建议。新版指南针对质量控制、流行病学与诊断筛查、小型腹主动脉瘤管理、腹主动脉瘤择期修复、破裂及症状性腹主动脉瘤管理、复杂腹主动脉瘤管理等方面的重要内容进行了证据总结与分级推荐。该指南对于指导国内血管外科腹主动脉-髂动脉瘤临床工作具有重大借鉴意义，但同时也需注意结合本土患者的实际情况开展个体化诊疗。本文对指南中相关部分进行了解读，供学者们参考讨论。

摘要:急性主动脉夹层发生时内膜撕裂，如果撕裂形态呈现为周径上的环形破口，破口远端的内膜会脱离主动脉管壁并形成独立的内膜管腔，这个管腔顺着血流方向塌陷之后就会形成顺行脱套病变，即主动脉脱套。主动脉脱套发病率低，其总数的90%发生在主动脉夹层自然病程中，也可以是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的并发症。随着近年TEVAR技术的普及和手术数量的增加，手术相关并发症的数量也逐渐增加，但是TEVAR术中支架源性主动脉脱套（ISAII）的报道极为有限。该病作为一种罕见的夹层或并发症，并不被大多数医生所熟知，因此本文旨在介绍主动脉脱套和ISAII的概念、特点、诊断、分型以及处理原则与方法、注意事项，为临床工作提供理论支持，让更多患者受益。出现在自然病程中的主动脉脱套，有时需要心电门控计算机体层成像血管造影或心脏超声结合使用才能明确诊断，这种病变大部分情况下可以在开放手术中直视下修补；但是在TEVAR手术中，脱套病变往往只能通过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发现，而且大部分情况下优先推荐血管腔内技术修复。如果没有及时发现脱套病变，将会出现灾难性后果。在TEVAR术中，如果在常规造影后发现ISAII，首先需要保留手术器械和通路。其次需要造影明确脱套分型，根据不同的分型，分清主动脉结构的改变，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案。ISAII分三型，Ⅰ型ISAII病变局限于胸主动脉支架覆盖部位，无需额外支架植入；Ⅱ型ISAII病变位于支架覆盖远端，但局限于胸主动脉段，治疗上需要在胸主动脉段植入覆膜支架，固定内膜团块，开通真腔；Ⅲ型ISAII病变位于腹主动脉段，最危险，对术者的手术决策和技术要求也最高。除了胸主动脉覆膜支架植入，还需要在腹主动脉段使用裸支架固定内膜团块，开通真腔血供。

摘要:背景与目的 烟囱技术是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中重建左锁骨下动脉（LSA）的方法，Ⅰa型内漏是其主要并发症。裙边型烟囱支架（Longuette?）专为烟囱技术设计，用于重建LSA时降低Ⅰa型内漏。为评估Longuette?烟囱支架联合TEVAR治疗累及LSA的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TBAD）的疗效，笔者开展了前瞻性、多中心临床试验（PATENCY临床试验）。本研究总结PATENCY临床试验的1年结果和经验。方法 2018年10月—2022年3月，全国26家血管外科中心参与PATENCY临床试验，共纳入150例符合标准的TBAD患者。所有患者均在TEVAR术中采用Longuette?烟囱支架重建LSA。评估患者围手术期和术后12个月的临床效果和不良事件，并分析患者术后1年累积生存率、LSA通畅率和无内漏率。结果 患者年龄30~77岁，平均（54.48±11.12）岁，138例（92.0%）患者合并高血压病；急性、亚急性和慢性TBAD分别占74.7%，17.3%和8.0%。124例（82.7%）患者采用全身麻醉。手术成功率为99.33%（149/150），手术时间（91.67±41.47）min，X线暴露时间（31.36±16.71）min，手术出血量为（71.55±60.40）mL。围手术期内漏发生率为5.33%（8/150），包括Ⅰ型6例、Ⅱ型1例、Ⅳ型1例；1例（0.67%）患者发生Longuette?烟囱支架急性闭塞，再次实施腔内手术后恢复通畅；1例（0.67%）患者术后发生急性脑梗死；2例（1.33%）患者术后发生逆撕的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其中1例术后3周死亡。术后30 d死亡2例（1.33%）。142例患者进行了密切随访，随访时间为11.67（5~16）个月。无主动脉支架和Longuette?烟囱支架移位。2例Ⅰ型内漏患者分别于术后6个月和1年进行了再次介入栓塞手术治疗，术后1年随访仍有6例患者有轻微的内漏持续存在，患者TBAD假腔保持稳定，无明显症状，均予以保守治疗。Longuette?烟囱支架内狭窄和闭塞分别发生1例和2例，逆撕的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1例，假腔增大，患者均无明显症状，予以保守治疗。无发生脑卒中、截瘫、左上肢缺血等并发症。术后12个月累积生存率、LSA通畅率、无内漏率分别为97.96%、97.96%和91.91%。结论 采用Longuette?烟囱支架在TBAD腔内治疗中重建LSA简便、安全、有效，其能够有效降低围手术期Ⅰa型内漏的发生率，为微创治疗主动脉弓部病变提供新的治疗方式。

摘要:背景与目的 目前，主动脉弓部病变还是以常规全弓置换为主要治疗手段。常规全弓置换术需要在开胸及深低温体外循环状态下完成，手术时间可达10余小时，是名副其实的“血战、夜战、死战”手术。由于主动脉弓部特殊的解剖结构，使其长期被视为腔内治疗的“禁区”。虽然主动脉弓部腔内技术日新月异，但其瓶颈问题始终无法突破，目前仍很难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本文报告笔者中心采用一款新型全腔内经股动脉三分支覆膜支架系统治疗主动脉弓部病变的first-in-man（FIM）研究结果，初步评价其应用效果与安全性。方法 分析2023年10月—202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新型全腔内经股动脉三分支覆膜支架系统为3例主动脉弓部存在病变的患者实施治疗的临床结果。采集患者基本信息及病变特点、术中相关指标、术后主动脉弓部修复及相关并发症情况。结果 3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50~74岁。手术全部成功，无短期术后并发症及死亡。3例患者包括主动脉弓部夹层动脉瘤1例，主动脉弓部瘤伴溃疡2例；其中2例患者因胸痛就诊，1例为体检发现。3例患者均合并高血压，合并糖尿病1例。2例患者病变位于1~3区，累及左颈总动脉；1例患者病变位于0~3区，累及无名动脉和左颈总动脉。平均手术时间125 min。1例带管入重症监护室（ICU），其余2例均于手术室内拔管。术中无脑部缺血过程，未出现心脑血管并发症。术中支架均由股动脉入路导入，支架植入顺利，术中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提示支架位置、形态良好，血流通畅，病变区域完全隔绝，无内漏及分支动脉狭窄的不良事件出现。ICU平均停留时间31 h。术后复查主动脉血管成像显示主体及分支支架位置良好，瘤体隔绝良好，无内漏及分支血管狭窄闭塞等情况。术后无心脑血管并发症出现。结论 应用新型全腔内经股动脉三分支覆膜支架系统治疗主动脉弓部病变，术中无脑缺血过程，输送系统均由股动脉入路，操作更加简便，创伤进一步减小。手术过程平顺，手术效果良好，术后短期疗效满意，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摘要:背景与目的 随着腔内治疗的发展，累及左锁骨下动脉（LSA）的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治疗方案逐渐成熟，但由于该部位解剖结构复杂、器具自身局限，仍旧存在内漏、锚定区损伤、逆撕等并发症。本研究通过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探讨Castor单分支支架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效果。方法 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自2018年12月─2021年10月期间使用Castor单分支支架进行腔内手术的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收集入组患者的术前Dicom格式全主动脉计算机体层成像血管造影（CTA）影像、术中详细信息及随访预后结果，使用EndoSize软件测量夹层近远端锚定区动脉直径、病变长度、LSA开口与夹层关系等指标，并结合术中使用移植物情况计算支架放大率，观察并记录手术成功率、近远期并发症率等指标。结果 共纳入107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全部采用腔内手术方式，手术均取得技术成功。夹层近端主要裂口与LSA距离（42.7±17.3）mm；夹层近端边缘与LSA距离（7.7±13.2）mm；主动脉近端锚定区直径（31.5±3.0）mm；左颈总动脉开口远端与LSA开口近端距离（8.5±2.6）mm。Castor主体支架近端直径（32.5±3.3）mm，远端直径（26.6±3.3）mm，分支支架直径（10.7±3.5）mm。主体支架近端放大率为（3.2±3.5）%，远端放大率为（0.1±9.5）%。围手术期与随访期间，共9例患者死亡，其中1例术前严重低血压，术后1 d死于低灌注引起的多脏器功能衰竭；1例患者于术后4 d死于夹层逆撕破裂；1例患者于术后1个月死于呼吸衰竭；1例患者于术后4个月死于肺部感染；2例患者于术后6个月死于心衰；2例患者分别于术后9个月及14个月死于脑出血；1例患者于术后11个月死于不明原因疾病。6例患者出现主动脉夹层相关不良事件，其中围手术期出现1例夹层逆撕，3例脑梗，随访期间出现1例Ib型内漏，1例分支支架闭塞。结论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病变往往累及LSA，腔内手术需要将支架锚定在健康的锚定区同时保留LSA，以防止脑梗及截瘫等并发症。Castor单分支支架能够很好地适用于累及LSA的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腔内治疗，在急性期的治疗上具有一定优势。

摘要:背景与目的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已成为治疗主动脉弓病变的首选方法。如何重建主动脉弓上分支，是TEVAR的难点和研究方向之一。目前，Castor单分支主动脉覆膜支架广泛应用于TEVAR术中重建左锁骨下动脉，但其应用于重建左颈总动脉（LCCA）报道少见。因此，本研究探讨TEVAR术中运用Castor单分支主动脉覆膜支架在TEVAR术中重建LCCA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 回顾2021年10月—2022年9月潍坊市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收治的5例累及Z2区的主动脉弓病变患者资料，患者均为男性；年龄39~77岁，平均（59.2±14.08）岁，其中急性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3例，主动脉弓动脉瘤2例。所有患者均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引导下采用Castor一体化分支型主动脉覆膜支架在TEVAR术中重建LCCA。分析手术相关指标及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术后随访6个月内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与主动脉重塑情况。结果 5例患者均手术成功。手术时间168~233 min，平均（191±19.06）min，无中转开胸手术。5例患者的LCCA均成功采用Castor单分支支架行血运重建。术后住院期间发生1例脑卒中，术后2个月意识清晰，右上肢肌力完全恢复（Ⅴ级）；其余4例患者住院及随访期间无全因死亡、脑卒中、支架移位、夹层复发、内漏、截瘫、左上肢缺血等并发症。患者术后6个月复查主动脉CT血管造影显示Castor单分支支架位置良好，主动脉峡部平面主动脉平均直径与肺动脉分叉平面主动脉平均直径均较术前明显减小（35.8 mm vs. 41.9 mm，P=0.035；31.1 mm vs. 36.7 mm，P=0.048）；主动脉及分支支架通畅率为100%，无内漏，瘤腔/假腔均出现血栓化。结论 在严格把握适应证的前提下，Castor单分支支架在TEVAR术中重建LCCA安全可行，然而，其疗效仍需更长时间的随访和更多的病例验证。

摘要:背景与目的 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EVAR）以其微创且术后恢复快的优势，已成为腹主动脉瘤（AAA）的首选治疗。髂支闭塞（ILO）是EVAR术后常见并发症，但其处理存在很多难点。因此，本文探讨EVAR术后ILO的治疗策略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海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2013年8月—2022年8月间14例EVAR术后发生ILO的病例资料。以同期435例无ILO的EVAR病例作为对照，分析EVAR术后发生ILO危险因素。结果 14例患者行腔内或杂交手术治疗的平均手术时间（183.9±32.6）min，术中出血量（187.1±70.2）mL。10例经杂交手术取栓恢复腔内血流，2例杂交手术失败后行双侧股动脉人造血管旁路术，2例采用吸栓导管行经皮机械血栓清除术恢复腔内血流。清除髂支内血栓后，对髂支及远端髂外动脉（EIA）残余狭窄性病变行球囊扩张及支架成形术。术后所有患者下肢缺血症状完全缓解。随访期，所有患者未再发下肢缺血症状。单因素分析显示，EIA起始端直径（P=0.045）、髂动脉扭曲≥60°（P=0.003）、髂动脉狭窄≥50%（P=0.007）、髂支远端锚定于EIA（P=0.015）、髂支远端放大率≥15%（P=0.028）等因素与EVAR术后ILO的发生有关。结论 腔内或杂交手术治疗是EVAR术后ILO的首选治疗。关注ILO的危险因素，并在EVAR方案设计和操作时积极预防。

摘要:背景与目的 近年来，Acostream和Angiojet两种机械血栓清除装置已广泛应用于多种血栓栓塞性疾病的治疗，但两者用于治疗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ASMAE）治疗的报道不多，且未见两者治疗ASMAE的对比研究。因此，本研究对笔者单位采用Acostream或Angiojet治疗的ASMAE病例进行总结比较，以期为临床治疗选择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2023年1月衢州市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使用机械血栓清除装置治疗的23例ASMAE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10例采用Acostream血栓抽吸装置治疗（Acostream组），13例使用Angiojet机械碎栓治疗（Angiojet组）。比较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性别、年龄、发病时间、腹膜炎体征、栓塞部位、合并其他部位栓塞情况、既往患病情况）、术中观察指标（术中出血量、球囊和支架使用情况）、并发症（靶血管夹层发生率、远端动脉栓塞发生率、出血事件发生率）、术后肠坏死和围手术期死亡情况。分析两组患者术前、术后NRS疼痛评分、白细胞（WBC）、D-二聚体和血红蛋白水平，以及随访期间两组患者腹痛缓解率、血栓再发率、管腔再狭窄率。结果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costream组术中靶血管夹层发生率低于Angiojet组（10.0% vs. 53.8%，P<0.05）。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远端动脉栓塞、支架和球囊使用率、出血事件发生率、围手术期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5例合并腹膜炎体征的患者中2例（两组各1例）在腔内手术后腹痛仍不缓解，腹腔镜探查明确肠坏死后行肠切除术。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血红蛋白水平无明显变化（P>0.05），但术后NRS疼痛评分、WBC和D-二聚体水平均较术前下降（部分P<0.05），且两组间变化趋势相似。术后随访，所有患者腹痛症状完全缓解。Acostream组1例患者因急性脑梗死再次入院。复查腹主动脉计算机体层成像血管造影或全腹部增强CT，所有患者肠系膜上动脉主干无再发血栓及重度狭窄，无死亡患者。结论 Acostream和Angiojet血栓清除装置治疗ASMAE均安全、有效，Angiojet机械碎栓需注意靶血管夹层的形成，临床中需根据患者全身情况选择个体化的手术方案。

摘要:背景与目的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TAO）是发生在末梢的中小动静脉的器质性疾病，病因未知，治疗手段有限。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目前常用方法以大隐静脉动脉化手术与腔内手术为主，但两种术式疗效的优劣尚未形成共识。因此，本研究对比大隐静脉动脉化手术与腔内手术在治疗TAO的临床疗效，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2023年4月183例因TAO就诊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患者临床与随访资料，其中行大隐静脉动脉化患者40例（大隐静脉动脉化组），行腔内治疗患者143例（腔内治疗组）。根据年龄（±5岁）、病变段TASC分级将两组患者进行1∶1匹配，匹配后两组各36例，均为男性。对比两组患者的相关临床指标。结果 匹配后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大隐静脉动脉化组术后通畅率和踝肱指数优于腔内治疗组，二次手术干预率低于腔内治疗组（均P<0.05）。腔内治疗组在术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间歇性跛行以及住院时间方面优于大隐静脉动脉化组（均P<0.05）。两组在术后足部感觉冰凉/麻木、坏疽的情况、截肢率和术后感染情况方面没有明显差异（均P>0.05）。Kaplan-Meier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大隐静脉动脉化组的长期预后优于腔内治疗组（P<0.05）。结论 相较于腔内治疗，大隐静脉动脉化手术治疗TAO效果更佳，可以提高通畅率和降低二次手术干预率，而且费用较低，中、远期疗效更好。如果患者经济状况存在困难，可以考虑大隐静脉动脉化手术，术后可提高中、远期疗效。腔内治疗相较于大隐静脉动脉化手术，术后近期临床疗效较好，患者静息痛等主观感觉改善情况要优于大隐静脉动脉化组，但是长期预后情况不如大隐静脉动脉化术后。因此，在没有合适的血管移植物的情况下，腔内手术也是一种可选方案，可以减轻术后疼痛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摘要:背景与目的 支架植入术是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ASO）的主要治疗方式之一，可有效恢复血管畅通，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但部分患者术后1年内易出现支架内再狭窄。支架内再狭窄可导致患者较差的预后，因此明确影响ASO术后支架再狭窄的病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血清白细胞介素8（IL-8）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分别是反映机体炎症和血管内皮功能的指标，与ASO的发生关系密切，但是否与ASO患者支架植入术后支架再狭窄相关尚不明确。鉴于此，本研究对IL-8、VEGF水平与ASO患者支架植入术后1年内支架内再狭窄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建立预测支架植入术后1年内支架内再狭窄的列线图模型。方法 选取2020年1月—2022年10月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接受支架植入手术治疗的100例ASO患者为研究对象，术后随访1年，根据随访结果将受试者分为再狭窄组和未再狭窄组。收集受试者人口学特征、术后血清IL-8与VEGF水平及其他相关指标等。采用单因素和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支架植入术后1年内支架内再狭窄的危险因素。基于危险因素构建预测支架植入术后1年支架内再狭窄的风险列线图预测模型，并对构建的预测模型进行验证。结果 随访期间失访4例，失访率为4.00%（4/100）。96例患者中29例患者发生支架内再狭窄，支架内再狭窄率为30.21%（29/96）。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OR=4.191）、Fontaine分期（Ⅳ期）（OR=2.863）、完全闭塞（OR=2.445）、下肢血管病变长度≥7.15 cm（OR=3.343）、术后IL-8≥1.02 ng/mL（OR=6.482）、术后VEGF≥158.37 pg/mL（OR=10.402）是影响支架植入术后1年支架内再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对基于以上因素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的验证结果显示，校正曲线贴近于理想曲线；C指数为0.857（95% CI=0.785~0.952）；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结果显示，列线图风险模型预测支架植入术后1年支架内再狭窄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52（95% CI=0.631~0.979），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92.50%、78.40%。结论 ASO患者支架植入术后血清IL-8、VEGF水平与支架内再狭窄的发生率关系密切，术后血清IL-8、VEGF水平越高，患者术后支架内再狭窄的发生风险越高，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列线图模型预测模型有助于临床医生对ASO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和随访方案。

摘要:背景与目的 下肢缺血性难愈创面在经过积极腔内介入或开放手术重建肢体血运后，仍然存在住院周期长、治疗难度大、费用较高等，且创面愈合效果不佳。富血小板血浆（PRP）具有制备简单、来源丰富、相对安全无副作用等优势，可直接作用于创面并增强创面愈合进程，已广泛应用于难愈创面修复领域，但对于下肢缺血性难愈创面少有报道。本研究探讨PRP在下肢缺血性难愈合创面治疗中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以期为此类难愈性创面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 在2021年1月—2022年12月北京医院血管外科、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围血管科收治的下肢缺血性难愈创面患者中，选取患肢踝肱指数（ABI）>0.5~<0.9、创面床分期为红期（肉芽组织期）、创面面积>1~<20 cm²、无死腔或引流不畅的难愈性创面；抽取患者自体静脉血50 mL，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二次离心，制备PRP及PRP凝胶。在戒烟、降脂、抗凝、抗血小板、改善循环、降压、降糖全身治疗基础上，创面清创后局部给予PRP创基直接注射和创面外用PRP凝胶联合治疗，隔7 d换药1次。观察14 d后创面面积（依据创面面积判定疗效）、肉芽评分、渗出量评分、创面深度评分，以及炎性指标［白细胞（WBC）、C-反应蛋白（CRP）水平、红细胞沉降率（ESR）水平］、疼痛评分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经PRP治疗14 d后，患者创面面积较治疗前明显缩小［（10.16±4.07）cm² vs.（5.11±3.38）cm²，P=0.000］，其中创面面积痊愈8例（12.7%）、显效25例（39.7%）、有效24例（38.1%）、无效6例（9.5%），总有效率90.5%；创面局部深度、肉芽组织及渗出量量化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均P<0.05）。治疗后均未应用抗生素治疗，炎性指标WBC、CRP、ESR水平较前降低，患者自我疼痛评分较前减低（均P<0.05）；治疗过程中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PRP创基直接注射和创面局部外用凝胶的联合方法，可促进肉芽生长、上皮爬行，加快创面愈合过程，抑制创面炎症反应，降低患者疼痛感，用于治疗下肢缺血性难愈创面安全有效。

摘要:背景与目的 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是指遵循循证医学原则，在多学科合作的基础上整合优化围手术期干预措施，目前已在多个外科领域开展应用，并得到广泛认可。下腔静脉滤器（IVCF）永久留置可能会引起多种并发症，指南建议在深静脉血栓形成风险降低后尽早回收滤器，但IVCF发生倾斜贴壁或穿孔、移位、粘连等情况，应用腔内手术方式无法施行或难以成功回收IVCF，此类患者可选择非介入的手术方式回收IVCF，包括腹腔镜或开腹IVCF回收术，但手术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发生较多。目前尚无关于将ERAS理念应用于非介入方式IVCF回收方面的报道，因此，本研究探讨在非介入方式回收IVCF患者中采用ERAS理念指导的围术期管理措施的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34例行非介入方式回收IVCF的患者临床资料，其中20例（2022年1月—2023年6月）围术期管理中应用基于ERAS理念的措施（观察组），14例（2020年7月—2021年12月）采用传统围术期管理措施（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以及术中、术后相关指标。结果 观察组平均年龄大于对照组（51.2岁vs. 39.5岁，P<0.05），其余指标包括性别、体质量指数、术前血红蛋白值、既往史、IVCF留置原因、IVCF位置、IVCF种类、尝试介入方式回收次数、IVCF留置时间、IVCF回收手术方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入ICU治疗人次、留置鼻胃管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6 h疼痛视觉模拟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总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5.0% vs. 50.0%，P>0.05）；观察组患者舒适状况量表得分高于对照组（88.5 vs. 82.3，P<0.05），总住院费用低于对照组（4.4万元vs. 5.4万元，P<0.05）结论 对非介入方式回收IVCF围术期患者实施ERAS管理措施效果良好，术中各项措施安全有效，在促进患者恢复，减轻疼痛，改善患者治疗体验等方面具有积极效果。

摘要:背景与目的 下腔静脉滤器（IVCF）可有效预防致命性肺栓塞（PE）的发生，得到临床广泛应用，适用于反复发生PE者、下肢深静脉血栓（DVT）围手术期存在抗凝禁忌，需进行机械血栓清除术和接触性导管溶栓术治疗者。当血栓消失或处于稳定期，PE风险降低后，回收IVCF已是专家共识，大多可回收IVCF可通过腔内手术回收，但锥形滤器回收钩穿透下腔静脉（IVC）壁或纺锤形滤器超出滤器回收时间窗时，滤器腔内回收困难。选择强行腔内回收滤器可能会损伤IVC，患者面临生命危险；选择滤器永久留置，患者会面临滤器断裂、穿孔、IVC阻塞、长期抗凝等并发症，更使患者处于焦虑情绪状态。此类患者可选择开放手术回收滤器，且疗效满意。本研究进一步探索开放手术回收腔内取出困难的IVCF手术方法、安全性、有效性和术后短中期情况。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0年1月—2023年12月36例行开放手术回收腔内取出困难的IVCF患者资料，分析滤器类型、滤器取出率、术后并发症情况，以及术后血液指标与焦虑状态的变化。结果 36例患者的IVCF包括30例（83.3%）纺锤形滤器，6例（16.7%）为锥形滤器；2例（5.6%）位于肾上IVC，34例（94.4%）位于肾下IVC。滤器中位留置时间15（5~41）个月；36枚滤器均顺利回收，回收率100%，无围术期死亡病例。与术前比较，术后首次血红蛋白水平降低，D-二聚体、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升高（均P<0.05），但无安全风险；患者焦虑状态阳性率与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均明显降低（均P<0.05）。1例（2.8%）发生呼吸衰竭，1例（2.8%）发生IVC周围血肿，无症状性PE发生。3~6个月随访未见下肢DVT复发或血栓加重，1例（2.8%）发生IVC闭塞，2例（5.6%）发生切口疝，3例（8.3%）存在少量滤器金属残留，无症状性PE发生。结论 开放手术回收腔内取出困难的IVCF安全，可顺利回收滤器，未发生症状性PE和新发下肢DVT，并可显著性改善患者焦虑状态。

摘要:背景与目的 核转运蛋白α2（KPNA2）异常表达能增强乳腺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导致肺转移风险，并与乳腺癌患者不良预后相关。本研究进一步分析KPNA2在乳腺癌细胞中的表达情况，并探讨其对乳腺癌细胞生物学行为影响的相关机制。方法 用免疫组化检测62例乳腺癌患者癌组织与癌旁组织标本中KPNA2的表达。将两种人乳腺癌细胞株（MDA-MB-453、MCF-7）分为阴性对照组（转染空白质粒）、KPNA2敲低组（转染KPNA2 siRNA）、ERK抑制剂组（ERK抑制剂U0126处理）、联合组（转染KPNA2 siRNA联合U0126处理）。各组细胞处理48 h后，分别用qRT-PCR与Western blot检测KPNA2 mRNA与蛋白表达，并分别用MTT法、流式细胞术、Transwell实验、Western blot检测细胞增殖、凋亡、侵袭能力，以及ERK1/2通路与凋亡相关蛋白表达的变化。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KPNA2蛋白在乳腺癌组织中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2.48±0.39 vs. 1.28±0.22，P<0.05）。qRT-PCR与Western blot结果显示，两种乳腺癌细胞株的阴性对照组和ERK抑制剂组的KPNA2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均无明显差异（均P>0.05），而KPNA2敲低组和联合组KPNA2 mRNA和蛋白表达下调（均P<0.05）。功能实验结果显示，与各自的阴性对照组比较，ERK抑制剂组、KPNA2敲低组和联合组的细胞增殖率降低、凋亡率升高、细胞侵袭能力减弱，其中联合组各项变化最为明显（均P<0.05）。Western blot结果显示，与各自的阴性对照组比较，ERK抑制剂组、KPNA2敲低组和联合组磷酸化ERK1/2、裂解的胱天蛋白酶3蛋白表达均下调，且联合组两者的下调程度最为明显（均P<0.05）。结论 乳腺癌组织中KPNA2表达水平升高，其增强乳腺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作用可能与活化ERK信号通路有关，KPNA2有望作为乳腺癌药物开发的新靶点。

摘要:缺血再灌注损伤（IRI）是导致器官功能障碍和移植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机制复杂，迄今未完全阐明，且缺乏有效治疗手段。IRI过程中，多种细胞死亡方式被激活，如凋亡、焦亡、自噬、程序性坏死等。铁死亡作为一种新型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以铁依赖性的活性氧（ROS）自由基和脂质过氧化物堆积为主要特征，已被证实在IRI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调节铁、糖、氨基酸和脂质代谢及信号通路，加剧器官IRI。阻止铁死亡过程在多个器官中被证实能有效降低IRI的破坏，但与其他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相比，铁死亡在IRI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仍较少。IRI与ROS产生密切相关，ROS通过诱发脂质过氧化反应，损害细胞膜结构，与铁死亡存在紧密联系。本文结合细胞铁死亡过程中的铁代谢、脂质过氧化、抗氧化系统及其他多种调节因子的调控途径，探讨铁死亡在器官IRI中扮演的多重角色，以期为IRI相关实验及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摘要: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是结直肠癌进展的晚期阶段，治疗选择多样，但患者预后通常不佳。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信号通路在mCRC的发展中扮演核心角色，涉及多个关键分子。EGFR异常活化与肿瘤生长、转移及治疗耐药紧密相关。因此，EGFR靶向治疗对mCRC至关重要，但治疗耐药常常导致治疗失败，且分子机制复杂。在此，笔者综述mCRC抗EGFR治疗耐药的相关分子机制及干预研究进展，为深入理解抗EGFR耐药机制，优化治疗策略提供参考。

摘要:分化型甲状腺癌（DTC）在全部甲状腺癌类型中最为常见，占94%以上。目前主要采取根治性手术切除、选择性放射（¹³¹I）治疗和促甲状腺激素（TSH）抑制治疗的综合治疗，总体预后较好。TSH能够与DTC细胞表达的TSH受体结合，刺激DTC细胞生长，因此TSH抑制治疗是减少DTC患者术后肿瘤复发风险的重要环节，已得到国内外多项指南的明确推荐。但在临床实践中，仍存在部分患者难以实现TSH抑制治疗目标，需要反复调整治疗剂量以达到预期目标，治疗过程中可能伴随乏力、嗜睡或心悸等不适。本文主要总结DTC术后TSH抑制治疗疗效的影响因素，以期帮助临床医生为DTC患者提供更好的术后TSH抑制治疗和随访管理，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远期生存时间，降低DTC术后复发率。

摘要:背景与目的 真性脾动脉瘤结肠瘘是一类罕见且凶险的疾病，笔者报告1例特殊的真性脾动脉瘤结肠瘘患者的诊治过程，以期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治水平。方法 对1例真性脾动脉瘤结肠瘘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介入治疗及腹腔镜手术治疗过程及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并结合国内外文献，总结真性脾动脉瘤结肠瘘的临床和影像学特点、诊断及治疗方法。结果 2020年10月31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收治了1例首发症状为暗红色血便的40岁女性患者，通过腹盆部增强CT、肠镜和脾动脉造影检查发现患者真性脾动脉瘤破裂至结肠脾曲导致下消化道出血，经介入下弹簧圈栓塞治疗后康复出院，出院后无再发便血等不适。2023年8月7日患者排便时从肛门排出金属丝，自行剪断后出现左上腹痛，再次就诊于我院急诊科，通过腹盆部平扫CT发现患者脾动脉瘤栓塞所用的一部分弹簧圈钢丝经脾动脉瘤结肠瘘进入结肠并从肛门脱出，于2023年8月14日行全麻腹腔镜探查+脾切除+脾动脉瘤切除+结肠部分切除+结肠异物取出术，手术过程顺利，术后病理符合真性脾动脉瘤诊断。出院后随访3个月，患者无腹痛便血等不适。真性脾动脉瘤结肠瘘经介入栓塞，腹腔镜手术切除后痊愈，检索国内外近30年文献未见报道。结论 真性脾动脉瘤结肠瘘尽早行增强CT或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可明确诊断，对于血流动力学稳定患者首选腹腔镜手术切除，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可先介入弹簧圈栓塞动脉瘤，待血流动力学稳定后再评估腹腔镜手术，能获得较好的预后。

摘要:背景与目的 腹股沟疝手术是儿童常见的外科手术之一，单侧腹股沟疝手术后发生异时性对侧腹股沟疝（MCIH）的概率为2.4%~29.0%，因此一些外科医生建议将对侧未闭的鞘状突进行预防性修复，不仅避免嵌顿疝的发生，同时减少全身麻醉的风险以及二次住院的费用；但是有学者认为，需要4~21次不必要的手术才能预防1次对侧腹股沟疝的发生，这将存在过度医疗，同时增加术中睾丸和输精管相关副损伤的危险。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讨儿童单侧腹股沟疝术后发生MCIH的影响因素，为单侧腹股沟疝儿童术后MCIH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2023年9月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普通外科102例儿童单侧腹股沟疝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102例儿童单侧腹股沟疝术后出现MCIH患者共14例（13.7%）。MCIH组和非MCIH组在首次发病年龄、是否为低体质量儿、是否为早产儿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MCIH首发年龄的截断值为3.5岁。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首次发病年龄≤3岁（OR=10.382，95% CI=1.591~67.736，P=0.014）及出生时低体质量（OR=16.480，95% CI=2.714~100.056，P=0.002）是发生MCIH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首次发病年龄≤3岁及出生时低体质量是儿童单侧腹股沟疝术后MCIH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首次发病年龄≤3岁及出生时低体质量，手术方式应选用腹腔镜疝囊高位结扎术以观察对侧是否存在鞘状突未闭，对于未闭的鞘状突进行预防性的结扎，预防MCIH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