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肝脏外科手术是腹部外科的难点和技术高峰之一，随着微创手术器械、成像设备的发展和手术技术的进步，腹腔镜肝切除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但仍然难度大、风险高，存在诸多技术要点，其核心环节之一是肝实质离断过程中技术的掌控，主要体现在入路的选择、断肝平面的确认与校正、器械选择与使用技巧、出血的控制等方面。规范掌握肝实质离断技术，可提高手术完成度，减少术中并发症发生风险，保障腹腔镜肝切除术的精准实施。目前腹腔镜下实质离断还存在很多技术难点，相信随着经验的积累、器械的革新，肝实质离断技术也一定会蓬勃发展，日趋完善。

摘要:背景与目的 腹腔镜右半肝切除术（LRH），是难度较大的微创肝切除手术，需要较长的学习曲线。传统的LRH操作秉承了开放肝切除“肝蒂优先，鞘内解剖”的操作习惯，即在切除胆囊后先游离右肝动脉、右门静脉、右胆管，分别离断后再行肝实质离断。但它耗时费力，如操作不当，有出血风险。笔者在前期临床工作中摸索出了优先解剖肝实质再处理目标肝蒂的入肝血流阻断技术，将其命名为“肝实质解剖优先法”（LPDF）。这一方法未改变手术切除范围，仅调整了操作顺序，初步经验提示其可简化半肝切除手术流程，有利于LRH的推广应用。本研究进一步探讨LPDF相对于肝蒂优先法在LRH中的优势。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将2021年8月—2023年8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行LRH且符合标准的肝癌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术中采用LPDF，对照组则采用肝蒂优先法。收集并比较两组患者围术期临床指标。结果 共纳入19例患者，其中观察组10例，对照组9例。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的手术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224.30 min vs. 267.78 min，P=0.045），两组其余指标包括术中出血量和输血量、中转开腹率、术后排气时间、住院时间、术后第3天肝功能、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无复发生存率与总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LPDF应用于LRH相较于传统的肝蒂优先法简化了肝蒂处理流程，缩短了手术时间，未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且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出血风险，建议行进一步大样本量研究与推广。

摘要:背景与目的 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术已成为肝后叶Ⅶ段（S7）占位性病变的主要手术方式。然而，受限于S7肝蒂复杂解剖结构，在肝表面可有缺血线，而在肝实质内缺乏有效引导。鉴于此，笔者团队采用吲哚菁绿（ICG）荧光穿刺正染技术实施腹腔镜解剖性肝S7切除术。本文对此做一汇报。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肝胆外科采用ICG荧光穿刺正染技术行腹腔镜解剖性肝S7切除术的1例患者临床资料。结果 按照术前三维重建模拟成功获得肝S7 ICG荧光染色区域后采取足侧入路方式行解剖性肝S7切除，术中循荧光边界及右肝静脉断肝，过程中先后离断S7门静脉（P7）及右肝静脉S7各属支。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术后1个月复查腹部超声见肝S7已切除，未见肿瘤复发征象。结论 ICG荧光穿刺正染技术对腹腔镜解剖性肝S7切除术起到良好的辅助指引作用，可提高手术安全性和保证肿瘤R₀切缘。

摘要:背景与目的 目前手术治疗仍然是肝脏恶性肿瘤主要根治性治疗措施之一。但是有时由于肿瘤微小、位置深在、多发或继发性肝癌经药物治疗后形成“消失的肝转移灶”等原因，导致手术时无法准确定位肿瘤或遗漏。本研究探讨术中超声造影（CE-IOUS）在肝脏恶性肿瘤手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22年9月—2023年2月期间收治且接受手术切除的56例肝恶性肿瘤患者，比较术前增强核磁共振成像（P-MRI），术前超声（P-US）、术中超声（IOUS）和CE-IOUS对肝脏病灶检出率、恶性肿瘤诊断准确率的差异。结果 56例患者共85个病灶，行P-MRI检测到的75个病灶，术后病理诊断为恶性病灶64个，良性病灶11个，遗漏10个；P-US检测到的46个病灶，术后病理诊断为恶性病灶30个，良性病灶16个，遗漏39个；IOUS检测到的64个病灶，术后病理诊断为恶性病灶44个，良性病灶20个，遗漏21个；行CE-IOUS诊断为恶性的78个病灶，术后病理检查为恶性病灶66个，良性病灶12个，遗漏7个。CE-IOUS较P-US及IOUS有较高的病灶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1.8% vs. 54.1%，P<0.001；91.8% vs. 75.3%，P<0.001）；对于肝脏占位的恶性肿瘤诊断准确率，CE-IOUS比P-US及IOUS高（86.8% vs. 65.2%，P<0.001；86.8% vs. 68.7%，P<0.001）。对于病灶检出率、恶性肿瘤诊断准确率，CE-IOUS和P-MRI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利用Sonazoid造影剂进行CE-IOUS较P-US和IOUS具有较高的肿瘤检出率及恶性肿瘤诊断准确率，可用于发现和定位术前无法显示的微小病灶，进而在其引导下进行肿瘤切除或射频消融，提高手术疗效。

摘要:背景与目的 溶质载体家族2成员1（SLC2A1）基因编码的葡萄糖转运蛋白1（GLUT1）与糖酵解途径密切相关，而糖酵解是恶性肿瘤供能的主要生理途径，因此，SLC2A1可能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鉴于SLC2A1在肝细胞癌（HCC）中的表达及生物学功能并不完全清楚，本研究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和临床研究探讨SLC2A1在HCC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 从癌症基因组图谱数据库（TCGA）下载HCC患者的RNA-seq数据与临床信息，分析SLC2A1在HCC中的表达、预后价值，以及对不同SLC2A1表达水平HCC患者差异表达基因做富集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收集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80例临床HCC患者的手术标本与临床病理资料，分析SLC2A1在HCC中的表达情况，以及SLC2A1表达水平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预后的关系，并筛选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TCGA数据库分析结果显示，SLC2A1 mRNA在HCC中高表达，并且高表达患者的总生存期（HR=2.50，95% CI=1.76~3.56，P<0.001）、疾病特异性生存期（HR=2.13，95% CI=1.34~3.37，P=0.001）和无复发间期（HR=1.42，95% CI=1.05~1.93，P=0.025）均明显差于低表达患者；其表达水平与RNA甲基化、免疫细胞浸润程度有关（均P<0.05）。80例患者临床病理资料的比较分析结果显示，SLC2A1蛋白在HCC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P<0.05）；SLC2A1表达水平与TNM分期、乙型病毒性肝炎和血管侵犯明显有关（均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TNM分期（HR=1.921，95% CI=1.365~1.554，P=0.01）、血管侵犯（HR=1.925，95% CI=1.253~2.958，P=0.003）、乙型病毒性肝炎（HR=1.365，95% CI=0.624~1.654，P=0.029），甲胎蛋白（HR=1.629，95% CI=1.063~2.479，P=0.025）和SLC2A1（HR=1.934，95% CI=1.261~2.965，P=0.002）与患者预后有关，多因素分析表明，血管侵犯（HR=1.657，95% CI=1.036~2.652，P=0.035）和SLC2A1（HR=1.753，95% CI=1.132~2.715，P=0.012）是HCC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SLC2A1在HCC中高表达，其高表达与患者不良预后密切相关。SLC2A1除了具有参与糖酵解功能外，还可能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对其进一步研究有望为HCC的防治及预后评估找到新的靶点。

摘要:背景与目的 近年来靶向药物治疗迅速发展，已成为治疗晚期肝细胞癌（HCC）的重要手段。但一线靶向药物索拉非尼治疗HCC应答率低，靶向药物治疗HCC的临床方案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提高的难题。本研究探讨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中晚期HCC的临床疗效，以及对患者免疫功能、肿瘤标志物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5月—12月湖北省中医院收治的137例中晚期不可切除的HCC患者临床资料，其中61例单纯口服阿帕替尼治疗（靶向组），76例在口服阿帕替尼基础上，同时给予卡瑞利珠单抗静脉滴注（靶免组）。比较两组客观缓解率（ORR）与疾病控制率（DCR）；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8⁺）、甲胎蛋白（AFP）、高尔基体蛋白73（GP-73）、甲胎蛋白异质体3（AFP-L3）水平；肝肾功能指标与不良反应情况；随访12个月，统计两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情况。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肝肾功能指标、免疫与肿瘤标志物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靶免组ORR与DCR均高于靶向组（40.79% vs. 16.39%，P=0.02；60.53% vs. 39.34%，P=0.014）；靶免组CD3⁺、CD4⁺、CD4⁺/CD8⁺高于靶向组，CD8⁺低于靶向组（均P<0.05）；靶免组AFP、GP-73、AFP-L3低于靶向组（均P<0.05）；靶免组总胆红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低于靶向组（均P<0.05）；靶免组皮肤毛细血管增生症发生率高于靶向组（42.11% vs. 18.03%，P<0.05），其余不良反应发生率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均随访12个月，靶免组中位PFS明显长于靶向组（10个月vs. 6个月，χ²=9.954，P<0.05）。结论 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HCC可上调T淋巴细胞水平，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有效延长生存时间，疗效优于单纯靶向治疗，且安全性良好。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血管平滑肌脂肪瘤（HAML）是一种罕见的肝脏良性肿瘤，部分HAML较难与其他肝脏良、恶性肿瘤相鉴别。其临床诊断困难，治疗策略及预后仍不清楚。本研究探讨HAML的临床、影像与病理特征，以及治疗策略和预后情况，以期为该病的临床诊治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普通外科2012年1月—2023年12月收治的46例HAML患者的临床特征、病理、影像及随访资料。结果 46例HAML患者中，男性12例（26.1%），女性34例（73.9%）；发病年龄20~70岁（中位年龄46岁）。29例发病时无明显临床症状，17例表现为腹部不适，6例合并乙型病毒性肝炎，7例合并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RAML）。无病例合并结节性硬化症。肿瘤标记物（AFP、CEA、CA19-9、异常凝血酶原Ⅱ）均无明显异常。根据其中4例HAML患者的临床数据，HAML平均增长速度0.46 cm/年，中位增长速度0.39 cm/年。影像学表现多样，超声、CT和MRI对HAML术前影像学诊断的准确率分别为3.8%、34.1%、40.9%。46例样本中，共有左肝病变26例（56.5%），右肝病变18例（39.1%），尾状叶病变2例（4.3%）。1例为多发且局限于左肝，余45例均为单发。肿瘤直径为1~15 cm（中位直径4.3 cm）。41例病理结果报告为良性，5例病理结果报告为恶性；上皮样型HAML有10例。免疫组化显示，HMB-45、Melan-A阳性率均为100%，SMA阳性率为95.1%，CD34阳性率为89.7%，S-100阳性率为54.5%。随访0.25~12年，失访16例。1例术后19个月复发，2年后死于肺腺癌（本中心术后病理证实），另1例术后5年死于肺癌（外院病理证实）；2例死亡均与HAML无关，余28例患者均健康，无复发转移。结论 HAML好发于中年女性，常无明显症状，肿瘤生长缓慢，通过影像学诊断容易误诊。病理诊断为HAML诊断的金标准，HMB-45、Melan-A阳性是HAML特异性指标。绝大多数HAML病理为良性，少数为恶性。患者整体预后良好，上皮样型HAML和恶性HAML有复发风险，建议积极随访。手术切除是HAML的有效治疗方法。

摘要:背景与目的 瑞戈非尼治疗肝癌不可避免的存在毒副作用，而且治疗有效率有限。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单抗可有效阻断“肿瘤免疫逃逸机制”，发挥显著抗肿瘤作用。因此，本研究探讨瑞戈非尼联合PD-L1单抗对肝癌移植瘤小鼠的抗癌作用。方法 将Balb/C裸小鼠建立肝癌移植瘤模型后，分别给予瑞戈非尼（瑞戈非尼组）、阿替利珠单抗（PD-L1单抗组）、瑞戈非尼+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组）、生理盐水（模型组）处理，连续4周，期间动态测量各组肿瘤体积。4周后，剥离各组小鼠移植瘤，分别用流式细胞术、TUNEL法、HE染色检测肿瘤组织CD4⁺和CD8⁺细胞浸润情况、细胞凋亡率及形态特征，并用qRT-PCR和Western blot检测肿瘤组织CD3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增殖细胞核抗原（Ki-67）、B淋巴细胞瘤-2基因（Bcl-2）、Bax表达。结果 给药前4组小鼠肿瘤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给药1、2、3、4周时，各给药组小鼠肿瘤体积均明显小于模型组，且联合组的肿瘤体积明显小于两个单药组（均P<0.05），但两个单药组间肿瘤体积无明显差异（均P>0.05）。各给药组肿瘤组织中CD4⁺与CD8⁺细胞比例均较模型组明显升高，且升高程度依次为瑞戈非尼组<PD-L1单抗组<联合组（均P<0.05）。各给药组肿瘤组织细胞凋亡率均较模型组明显升高，且升高程度依次为瑞戈非尼组<PD-L1单抗组<联合组（均P<0.05）。HE染色显示，模型组肿瘤细胞核大、深染、排列密集，各给药组肿瘤细胞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核皱缩、细胞数量减少，片状坏死等改变，联合组改变最为明显。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肿瘤组织CD31、VEGF、Ki-67和Bcl-2 mRNA与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Bax mRNA与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且联合组的以上指标变化程度明显大于两个单药组，但两个单药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瑞戈非尼联合PD-L1单抗可有效抑制肝癌生长，且强度大于两者单独作用，这可能由两者不同的作用机制的协同效应实现的。

摘要:背景与目的 袖状胃切除术（SG）是治疗肥胖症的有效方法，但其产生疗效的机制仍未完全明确。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和二肽基肽酶4（DPP-4）信号通路与肥胖症的慢性氧化应激状态以及脂肪炎症密切相关，但SG术的治疗作用是否影响该通路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探讨SG术对高脂饮食诱导肥胖症小鼠脂肪组织GLP-1/DPP-4通路、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的影响。方法 将30只小鼠用高脂饲养法建立肥胖症模型，另将10只用标准饲料饲养的小鼠作为正常对照组。将30只肥胖症模型小鼠随机均分为三组，分别行SG术（模型+SG组）和假手术（模型+假手术组）或不做任何处理（单纯模型组），术后各组小鼠给予标准饲料继续饲养4周，采集内脏脂肪组织标本，通过HE染色观察脂肪组织病理学变化，采用免疫组化及qRT-PCR方法分析脂肪组织中GLP-1及其受体GLP-1R、DPP-4、NADPH氧化酶4（Nox-4）、抗氧化酶［锰超氧化物歧化酶（Mn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过氧化氢酶（CAT）］、巨噬细胞表面标志物（CD11b）、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表面标志物（CD68、F4/80）以及促炎因子［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IL-1β、IL-6、TNF-α］的表达。结果 HE染色结果显示，各肥胖症模型组小鼠脂肪组织相对于正常对照组均出现单核细胞浸润反应和炎症反应，但模型+SG组的以上反应弱于单纯模型组与模型+假手术组。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各肥胖症模型组小鼠脂肪组织中GLP-1与GLP-1R的表达降低，而DPP-4的表达增高，CD11b阳性细胞比例及Nox-4表达增加，但模型+SG组以上变化明显弱于单纯模型组与模型+假手术组，而后两组间以上变化无明显差异。qRT-PCR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各肥胖症模型组小鼠脂肪组织中GLP-1与GLP-1R的mRNA表达降低，而DPP-4的mRNA表达增高（均P<0.05）；CD68、F4/80的mRNA表达明显升高（均P<0.05）、Nox-4的mRNA表达水平升高，而MnSOD、GSH-Px及CAT的mRNA表达明显降低（均P<0.05）；MCP-1、IL-1β、IL-6及TNF-α表达明显升高（均P<0.05），但模型+SG组以上指标的变化幅度均明显小于单纯模型组与模型+假手术组（均P<0.05），而后两组间以上指标的变化幅度均无明显差异（均P>0.05）。结论 SG术能够有效调节脂肪组织中GLP-1/DPP-4通路，抑制免疫反应、氧化应激及促炎因子的异常表达，从而改善脂肪组织炎症反应。

摘要:背景与目的 结直肠癌（CRC）可发生远处器官转移，导致预后不良，其中以肝脏和肺转移最为常见。然而，相较于CRC单纯肺转移或肝转移，同时性肝肺转移（SLLMCRC）的报道甚少。因此，本研究探讨SLLMCRC患者的预后相关因素并构建预后预测模型，为诊疗方案的选择及疗效评估提供参考。方法 在SEER数据库中提取2010—2019年诊断为SLLMCRC患者的病理资料，通过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筛选出800例符合要求的患者。根据7∶3比例随机分成建模集（560例）和验证集（240例），利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筛选出SLLMCRC患者总体生存（OS）的独立危险因素，利用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筛选出SLLMCRC患者肿瘤特异性生存（CSS）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独立危险因素，以此来构建预测SLLMCRC患者OS和CSS的列线图模型。分别采用一致性指数、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正曲线对构建模型进行可靠性验证。结果 建模集与验证集患者基线因素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年龄（50~69岁，HR=1.39，95% CI=1.07~1.81；≥70岁，HR=1.94，95% CI=1.46~2.58）、原发灶手术（HR=0.67，95% CI=0.48~0.95）、CEA水平（HR=1.39，95% CI=1.04~1.87）、化疗（HR=0.22，95% CI=0.18~0.28）是SLLMCRC患者OS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SLLMCRC患者年龄越大的OS率越差，而行原发灶手术、CEA阴性、接受化疗则有更高的OS率。年龄（50~69岁，HR=1.05，95% CI=1.01~1.12；HR=1.17，95% CI=1.02~1.35）、区域淋巴结清扫数目（HR=0.67，95% CI=0.48~0.90）、化疗（HR=0.45，95% CI=0.34~0.61）是SLLMCRC患者CSS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SLLMCRC患者的年龄越大CSS率越低，而区域淋巴结清扫数目多、接受化疗则有更高的CSS率。对基于以上因素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的验证结果显示，建模集1、2、3年OS的ROC值分别为0.643、0.587和0.591；验证集分别为0.631、0.623和0.628。建模集1、2、3年CSS的ROC值分别为0.607、0.610和0.681；验证集分别为0.624、0.618和0.624。OS和CSS的校准曲线相对接近理想45°参考线。结论 年龄、原发灶手术、CEA水平、区域淋巴结清扫数目、化疗情况是SLLMCRC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放疗可能无法让SLLMCRC患者获益。构建的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临床医生关于诊疗方案的选择及评估疗效提供了证据支持。

摘要:背景与目的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D）作为治疗胆胰-十二指肠结合部恶性肿瘤等疾病的经典手术方法，尽管技术日益成熟，但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仍居高不下。这些严重并发症不仅影响患者的恢复进程，还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预测PD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对于制定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策略至关重要。近年来，肌少症作为一种与多种术后并发症风险增加相关的疾病状态，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POSSUM评分系统作为一种广泛应用于外科手术风险评估的工具，其预测效能已得到初步验证。基于此，本研究旨在确定PD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基于肌少症联合POSSUM评分的风险预测模型，以期提高术后严重并发症的预测准确性，为临床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2016—2023年行PD术的79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Slice Omatic软件获取患者的第三腰椎骨骼肌指数，并基于该指数进行肌少症的诊断；同时，统计患者的术后并发症情况，并依据Clavien-Dindo分级标准对并发症进行分级，分为严重并发症组（≥Ⅲa）和非严重并发症组（<Ⅲa）；采用POSSUM评分系统对患者的手术风险进行评估，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POSSUM评分对PD术后严重并发症的预测效能，并通过Youden指数找出最佳截断点；利用单因素和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术后严重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随后，采用R语言构建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并通过ROC曲线、校准曲线、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以及一致性指数内部验证等方法对模型的预测效能进行全面评估。结果 79例患者中，肌少症患者41例，非肌少症患者38例。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为27.85%，严重并发症组与非严重并发症组患者的年龄、肌少症、POSSUM评分、术中出血量、术前白细胞计数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肌少症、POSSUM评分及术中出血量是PD术后严重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基于以上危险因素构建的风险预测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95 9。预测模型的校准曲线趋近于理想曲线，预测精度良好，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结果也提示预测模型拟合良好，一致性指数内部验证证实列线图模型预测能力较好。结论 肌少症、POSSUM评分和术中出血量为PD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肌少症联合POSSUM评分所构建的PD术后严重并发症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效能，能够为临床医生提供更为准确的风险评估工具，有助于制定个体化的预防和治疗策略，降低PD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

摘要:背景与目的 胃鳞状细胞癌（GSCC）是一种罕见的胃恶性肿瘤，目前缺少对该类患者的大样本临床数据研究，手术治疗的预后价值仍不明确。因此，本研究探讨手术治疗对GSCC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提取SEER数据库中2000—2019年病理确诊为GSCC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手术治疗对GSCC患者的总生存（OS）与肿瘤特异生存（CSS）的影响，并分析GSCC患者OS与CSS的影响因素以及手术治疗对不同临床病理特征GSCC患者的价值。结果 共纳入334例GSCC患者，其中83例（24.85%）接受手术治疗，251例（75.15%）未接受手术治疗。经1∶1倾向评分匹配均衡基线资料后，每组各81例。生存分析结果显示，手术组的5年OS率（32.07% vs. 11.08%，χ²=20.30，P<0.001）与CSS率（41.93% vs. 18.45%，χ²=17.10，P<0.001）均明显优于非手术组。Cox多因素分析显示，婚姻状况、病理分化程度、SEER分期、手术治疗、放疗是GSCC患者的OS与CSS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进一步根据临床病理特征进行分层分析显示，行手术治疗的已婚（HR=0.42，95% CI=0.25~0.70，P=0.001）、高分化（HR=0.09，95% CI=0.01~0.84，P=0.035）、肿瘤局限（HR=0.33，95% CI=0.17~0.65，P=0.001）、放疗（HR=0.35，95% CI=0.21~0.58，P<0.001）患者的OS明显提高；行手术治疗的已婚（HR=0.44，95% CI=0.25~0.78，P=0.005）、高分化（HR=0.09，95% CI=0.01~0.84，P=0.035），肿瘤局限（HR=0.34，95% CI=0.15~0.75，P=0.007）、放疗（HR=0.31，95% CI=0.18~0.55，P<0.001）患者的CSS明显提高。结论 手术治疗能有效改善GSCC患者的预后，尤其是已婚、病理分化程度为高分化、肿瘤局限、接受放疗的GSCC的患者为手术治疗的最佳受益人群。

摘要:背景与目的 内脏肥胖不仅是多种癌症危险因素，而且与手术疗效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密切相关。目前，尽管已有较多关于内脏脂肪面积（VFA）对胃癌根治术疗效、术后并发症及患者术后生存影响的相关研究，但仍缺乏大样本的数据比较分析。因此，本研究通过Meta分析的方法探讨CT在第三腰椎层面（L3-CT）定义的VFA与胃癌根治术疗效、术后并发症及预后的关系。方法 计算机检索多个国内外数据库，收集比较不同VFA（均L3-CT计算）胃癌患者术后情况差异的临床研究，检索时间从建库至2023年7月9日。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并提取数据后，使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符合标准的文献9篇，6篇为回顾性队列研究，3篇为前瞻性研究，文献累计样本量4 521例。纳入研究NOS评分在7~9分。Meta分析结果显示，高VFA组手术时间较长（MD=19.59，95% CI=0.93~38.25，P=0.04），出血量较大（MD=60.79，95% CI=10.20~111.38，P=0.02），术中淋巴结清扫数量较少（MD=-4.85，95% CI=-6.11~-3.60，P<0.000 01）；高VFA组术后住院时间延长（MD=1.75，95% CI=0.99~2.51，P<0.000 01）；VFA与总并发症发生率有关（OR=1.57，95% CI=1.32~1.87，P<0.000 01），高VFA组患者更易发生胰瘘（OR=2.58，95% CI=1.41~4.69，P=0.002）和吻合口瘘（OR=1.77，95% CI=1.12~2.79，P=0.01）；不同VFA组患者5年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17，95% CI=0.92~1.49，P=0.21）。结论 高VFA会延长手术时间、造成术中出血增多、减少淋巴结清扫数量，并且高VFA患者更易发生胰瘘和吻合口瘘。由于受研究数量与质量限制，上述结论尚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

摘要:随着腹腔镜肝脏外科的迅速发展，腹腔镜肝切除术逐渐成为肝脏外科的主流术式，肝脏膜解剖在其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肝Laennec膜包裹整个肝脏，并随着Glisson蒂和肝静脉进入肝实质，将肝实质与Glisson鞘膜、“六扇门”及肝门板系统、肝静脉和肝后下腔静脉隔开，是肝切除术中安全游离并寻找肝蒂的标准膜间隙。通过Laennec膜分离入肝的Glisson蒂和出肝的肝静脉，可以准确切除肝组织。目前严格按照标准腹腔镜肝段切除术的文献不多，结合Laennec膜解剖进行腹腔镜肝段切除的研究报告更少。组织学已证实Laennec膜的存在，其与肝门部的Glisson鞘是互相独立，不延续，二者之间存在间隙，并随着Glisson蒂深入肝实质。利用肝门部Glisson鞘与Laennec包膜之间的间隙，分离各肝段的Glisson蒂，并结扎阻断，是规范化肝段切除的解剖学基础。本文总结肝Laennec膜理论的相关研究，结合临床上腹腔镜肝段切除术的探索报告，为基于Laennec膜的规范化腹腔镜肝段切除术提供参考。

摘要:中晚期肝细胞癌（HCC）治疗领域正迎来一场前沿探索，旨在超越传统范畴，引领医学向更为精准、个性化的方向迈进。分子靶向治疗的引入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治疗策略得到了革新，通过作用于肿瘤细胞的特定位点，成功提升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在这股变革浪潮中，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作为重要的局部治疗方式备受关注，其与靶向药物的联合应用更是有望实现协同效应，为晚期HCC患者带来更为显著的治疗效果。HAIC联合索拉非尼治疗在改善晚期HCC患者生存期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潜力，特别对于门静脉侵犯型患者的疗效更为显著。然而，随之而来的不良事件也是不可忽视的挑战。类似地，HAIC联合仑伐替尼在晚期HCC治疗中也表现出良好的生存效益和不良反应的耐受性，但相关的临床研究尚显不足。总体而言，HAIC联合靶向药物治疗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需要更多的高质量证据支持。与此同时，免疫疗法的兴起成为了当前治疗领域的焦点之一，通过激活机体免疫反应，克服肿瘤免疫耐受状态，为晚期HCC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HAIC联合免疫抑制剂在治疗晚期HCC中展现出了优越的疗效，同时在HCC转化治疗中也具有重要地位。此外，HAIC联合靶免治疗不仅在肿瘤缩小率和手术转化率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优势，而且被国内专家一致推崇为伴有门静脉癌栓HCC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尽管如此，HAIC联合治疗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何选取优势人群、掌握治疗时机、确定最佳治疗方案以及管理不良反应等，尚待进一步探究。因此，本文旨在详细阐述HAIC联合全身性药物治疗中晚期HCC的研究进展，以期为治疗方案的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摘要:铜是生命体重要的微量元素之一，铜缺乏和铜过载均会对细胞造成损害，因此，细胞内的铜含量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十分重要。铜死亡是被确立的一种新型独立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主要是线粒体功能受损，细胞中铜过载会导致三羧酸循环中的酯酰化蛋白异常寡聚，铁-硫簇蛋白丢失，造成蛋白毒性应激反应，从而破坏细胞内稳态引发铜死亡。肝细胞癌（HCC）中的铜浓度高于正常是铜死亡发生的条件之一。铜死亡在HCC发生发展中至关重要，对促进血管生成、免疫逃逸、调节经典信号通路以及诱导其他细胞死亡方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铜死亡影响细胞稳态、参与调节多种生物学过程；在HCC免疫微环境中，生物信息学分析揭示了铜死亡与CD8⁺ T细胞、滤泡树突细胞、T辅助细胞等免疫细胞浸润具有相关性，其分子调控机制在克服靶向药物的耐药性中具有潜力，包括抗PD-L1的免疫逃逸、抗索拉非尼耐药性等。铜离子载体双硫仑可激活其他细胞死亡程序，增强了HCC治疗的敏感性及克服耐药性，铜纳米颗粒联合铜离子载体的抗肿瘤策略具有发展前景。基于铜死亡相关基因建立HCC预后模型存在优势，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和临床验证。综上，笔者就铜死亡在HCC发病机制中的重点进展和关注点进行总结和论述，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脏纤毛前肠囊肿（CHFC）是罕见的先天性肝脏病变，通常无特异性临床表现，术前诊断较为困难，并且其病因、组织来源尚未明确，目前治疗该病的方案尚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总结1例CHFC误诊“重复胆囊”的患者诊治经过，并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探讨CHFC的临床特点和诊疗方法，提高临床中该病的诊疗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收治的1例青年女性CHFC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诊疗经过，并检索、复习国内外有关CHFC的文献。结果 患者，女性，34岁；因“体检发现肝门区占位性病变”入院，初步诊断为肝门区囊性占位，考虑重复胆囊可能性大。完善相关检查腹腔镜探查后行肝囊性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CHFC。患者术后随访无复发，治疗效果满意。结论 CHFC为临床罕见的肝脏良性病变，临床症状、体征表现无特异性，临床易误诊为其他囊性疾病，相关影像学有助于诊断，术后病理是明确诊断的唯一方法。有明确症状、体征或有恶变倾向的患者应积极手术治疗。

摘要:背景与目的 成人先天性肝外门体静脉分流（CEPS）在临床上罕见，容易误诊，特别是合并肝脏肿瘤，给临床诊疗带来困难。本文报告1例成人无症状CEPS合并结节性肝脏肿瘤患者的诊治经过，探讨该病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法。方法 回顾性分析江苏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例成人CEPS合并肝脏肿瘤的患者临床资料，复习国内外文献，总结该病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结果 患者，男性，47岁；因“发现肝脏占位性病变2个月”于2023年10月23日入院。根据超声、增强磁共振检查结果明确为成人CEPS，肝脏结节考虑为恶性肿瘤，通过微波消融治疗，随访后治疗效果满意。结论 成人CEPS临床表现各异，且该病容易并发肝脏肿瘤，目前尚无特征性的临床表现用于早期诊断和治疗。成人患者合并有肝脏结节性肿瘤，消融治疗是一种可选的方案。

摘要:背景与目的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腋窝淋巴结转移是乳腺癌预后的重要指标。前哨淋巴结活检（SLNB）是一种检测早期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状态的新方法，当前哨淋巴结（SLN）阳性时临床上需将非前哨淋巴结（NSLN）清扫，避免腋窝淋巴结癌组织残留。但是临床实践中笔者发现，SLN阳性患者中只有部分NSLN阳性，而由于缺乏可预判NSLN是否阳性的手段，通常选择无差别将NSLN切除。这种做法使得部分患者丧失保留NSLN机会，增加患者创伤导致患侧肢体功能受限以及远期淋巴水肿的发生。因此，本研究分析早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筛选出影响NSLN转移的危险因素，并建立对应的预测模型，希望获得可靠预测NSLN转移风险的工具，为将来部分NSLN转移低风险患者豁免NSLN切除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140例在广东省揭阳市人民医院就诊的早期乳腺癌且术中病理活检提示SLN阳性的患者，以7∶3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训练集（98例）和验证集（42例）。将训练集患者分为NSLN阳性组（30例）和NSLN阴性组（68例）。经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早期乳腺癌患者NSLN转移的因素，构建预测模型评估NSLN转移风险，绘制拟合优度曲线及ROC曲线评估模型的价值。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3.106，95% CI=1.387~6.956）、肿瘤直径>2 cm（OR=2.889，95% CI=1.427~5.847）、脉管癌栓（OR=3.147，95% CI=1.490~6.646）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OR=3.051，95% CI=1.306~7.128）为影响早期乳腺癌发生NSLN转移的因素（均P<0.05）。根据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构建预测模型，拟合度曲线显示模型拟合度良好（训练集：χ²=13.711，P=0.057；验证集：χ²=12.567，P=0.065）。绘制ROC曲线评估模型的区分度显示，训练集ROC曲线AUC为0.877（95% CI=0.795~0.934），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93.33%、67.65%；验证集ROC曲线AUC为0.841（95% CI=0.754~0.907），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90.00%、72.06%。结论 年龄、肿瘤直径>2 cm、脉管癌栓及HER-2阳性是影响早期乳腺癌NSLN转移的因素，以此构建的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及有效性，可作为临床评估NSLN转移风险发生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