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肝性骨病（HOD）是慢性肝病或肝移植后发生的代谢性骨病，以骨质疏松和（或）骨软化症为主要表现。由于慢性肝病病因复杂，HOD临床表现异质性强，早期诊断困难且易被忽视，目前国际上尚缺乏统一的诊疗指南。中华医学会医学细胞生物学分会、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江苏省发育生物学会及江苏省医师协会外科分会组织肝病学、骨科学、影像学、检验医学及基础医学等多学科专家，在系统评价国内外最新研究证据并结合我国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围绕HOD流行病学、危险因素、发病机制、筛查与预防、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及随访管理等关键问题形成31条专家意见，制定《肝性骨病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6年版）》，旨在为HOD规范化筛查、诊断、治疗及长期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改善患者临床结局和生活质量。

摘要:肝细胞癌（HCC）多发生于慢性肝病或肝硬化背景，根治性切除导向治疗的关注重点已由单纯判断病灶能否切除，转向在肿瘤控制、肝脏储备、围手术期安全及复发后再治疗能力之间实现动态平衡。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介入治疗、放疗、消融及精准肝切除技术的发展，为部分初始不可切除或局部条件不利患者创造了转化切除或优化切除条件的机会。然而，临床显著性门静脉高压、肝储备功能不足、治疗相关肝损伤、肝切除术后肝衰竭及急性肾损伤等因素仍可能限制长期获益。因此，HCC根治性切除导向治疗应由“最大耐受切除”转向“最大安全保留”。术前应综合评估肝功能储备、未来残肝体积、门静脉高压状态、病毒学特征及全身耐受性，合理确定治疗强度与安全切除边界；治疗过程中应通过动态再评估及时识别转化切除或局部根治治疗时机；局部治疗与外科技术选择应兼顾肿瘤学获益和功能代价；围手术期术后管理及长期随访则应聚焦肝功能保护、复发监测及再治疗资格维持。未来，人工智能、循环肿瘤DNA相关微小残留病灶监测及患者来源类器官药敏平台有望进一步促进风险分层和个体化决策。总体而言，HCC切除导向综合治疗的目标不仅在于完成肿瘤切除，更在于实现全周期肝功能保护和长期治疗能力维持。

摘要:随着肝胆胰外科的发展，传统以解剖切除与结构重建为核心的治疗模式正逐步向功能导向决策转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单纯实现R₀切除及解剖通畅并不能充分改善患者远期预后，术后器官功能损失所致的代谢紊乱、营养障碍及生活质量下降已成为影响长期疗效的重要因素。然而，不同器官在功能保留方面面临各自特有的挑战：肝脏存在残余体积与实际功能不匹配，功能评估体系仍有待完善；胰腺功能保留与术后胰瘘风险之间存在内在矛盾，短期安全性与长期代谢获益难以兼顾；胆道系统解剖重建后的胆汁动力学异常及微生态失衡逐渐受到关注，解剖通畅并不等同于功能恢复。本文围绕肝脏、胰腺及胆道三个系统，从功能评估、手术决策及生物学机制等方面系统梳理器官功能保留的理论基础与临床实践进展，提出肝脏“流域-功能平衡”、胰腺“功能-风险权衡”及胆道“功能安全窗”等功能导向理念。认为未来肝胆胰外科的发展重点将由单纯追求解剖学成功转向构建以功能最优化为核心的决策体系，在保证肿瘤学安全性的基础上实现器官功能、代谢稳态及生活质量的综合获益。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癌及肝硬化/慢性肝病是全球重要的肝病负担来源，其疾病负担及病因谱受病毒性肝炎、代谢异常、酒精暴露及人口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和人群差异。随着肝病防控措施持续推进及危险因素谱不断变化，全球与中国肝癌及肝硬化/慢性肝病的疾病负担和病因构成亦可能发生改变。本研究基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23（GBD 2023）数据，系统分析1990—2023年全球与中国肝癌及肝硬化/慢性肝病的疾病负担、变化趋势及病因谱，并比较不同社会人口学指数（SDI）水平以及中国不同年龄和性别人群的疾病负担特征。方法 通过GBD Results Tool提取1990—2023年全球、中国及5个SDI分层肝癌和肝硬化/慢性肝病及其主要病因的发病数、死亡数、年龄标化发病率（ASIR）和年龄标化死亡率（ASMR）。采用估计年变化百分比（EAPC）及其95%置信区间（CI）评价年龄标化率的长期变化趋势，计算主要病因的发病和死亡构成比及死亡/发病比（MIR），并比较不同SDI分层和病因特异性EAPC；进一步分析中国2023年性别和年龄亚组的疾病负担特征。病因构成比以5类纳入病因的点估计之和为分母。结果 1990—2023年，中国肝癌发病数由100 088例增至165 113例，死亡数由92 325例增至143 638例；ASIR由10.68/10万降至7.52/10万（EAPC=-1.386，95% CI=-1.538~-1.233），ASMR由10.13/10万降至6.44/10万（EAPC=-1.645，95% CI=-1.814~-1.474）。同期，中国肝硬化/慢性肝病发病数由11 307 703例增至11 449 246例，死亡数由164 354例降至120 865例，ASIR和ASMR的EAPC分别为-0.789和-4.014。中国两类疾病年龄标化率的下降幅度总体大于全球及相应SDI分层。中国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肝癌发病构成比由68.18%降至62.94%，2023年HBV相关肝硬化/慢性肝病死亡构成比仍为75.11%；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肝硬化/慢性肝病发病构成比由54.77%升至81.80%，其ASIR呈上升趋势（EAPC=0.752，95% CI=0.594~0.910）。全球肝癌酒精相关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相关ASIR均呈上升趋势，EAPC分别为0.264和0.539；中国各病因肝癌ASIR均下降，但NASH相关和酒精相关ASIR下降较慢。2023年，中国男性肝癌ASIR和ASMR分别为女性的3.20倍和3.04倍，肝硬化/慢性肝病ASMR为女性的2.88倍；≥70岁人群分别占肝癌发病数、肝癌死亡数和肝硬化/慢性肝病死亡数的29.96%、35.39%和38.03%。结论 1990—2023年，全球与中国肝癌及肝硬化/慢性肝病的年龄标化负担总体下降，但绝对疾病负担仍然较重。中国肝病负担呈现HBV相关存量负担仍高、代谢及酒精相关病因贡献逐渐增加，以及男性和老年人群负担较重的特征。未来肝病防控应在持续加强病毒性肝炎防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代谢危险因素和酒精性肝病，并针对男性及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实施分层管理。

摘要:背景与目的 女性肝癌的疾病负担及其驱动因素随全球人口结构和病因谱变化不断演变，但其长期流行趋势、健康不平等及未来发病趋势尚缺乏系统评估。本研究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数据库，分析1990—2021年全球女性肝癌疾病负担的变化特征、驱动因素及社会经济不平等，并预测2050年前发病趋势，为制定针对性的防控策略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提取GBD 2021数据库中204个国家和地区1990—2021年女性肝癌发病及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数据，采用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R）评估疾病负担变化趋势；应用分解分析量化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及流行病学变化对新发病例变化的贡献；采用斜率不平等指数（SII）和集中指数（CIX）评估DALY负担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构建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模型预测2021—2050年全球女性肝癌发病趋势。结果 1990—2021年，全球女性肝癌ASR由3.80/10万下降至3.36/10万，而新发病例数由83 362例增至153 802例。分解分析显示，人口增长（61.48%）和流行病学变化（54.46%）是推动病例增加的主要因素，人口老龄化则呈负向贡献（-15.94%），不同社会人口指数（SDI）地区驱动模式存在明显异质性。年龄分布分析显示，女性肝癌ASR于45~54岁后明显升高，新发病例数于70~74岁达到峰值。1990—2021年，SII由112.11降至88.19，CIX由0.140降至0.037，提示女性肝癌DALY负担的绝对与相对社会经济不平等均有所改善，但仍存在轻度“亲富不平等”特征。BAPC模型预测，至2050年，全球女性肝癌ASR及标准年龄结构下预期新发病例数均将继续下降。结论 过去30年，全球女性肝癌ASR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人口增长抵消了风险下降带来的获益，使疾病绝对负担持续增加。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疾病负担驱动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全球健康不平等虽有所改善，但高SDI地区代谢相关危险因素导致的疾病负担仍值得关注。未来应根据不同地区疾病负担特点实施差异化防控策略，并重点加强中老年女性高危人群的早期筛查和干预。

摘要:背景与目的 原发性肝癌（PLC）患者接受靶向治疗后的临床结局存在明显异质性，准确识别预后不良高危人群对于优化治疗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分析PLC靶向治疗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并构建风险预测模型。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6年6月—2019年6月接受靶向治疗的160例PLC患者临床资料，并进行5年随访。依据RECIST 1.1将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112例）和预后不良组（48例）。比较两组临床病理特征及实验室指标差异，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筛选候选变量，并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危险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风险预测模型，通过校准曲线、Hosmer-Lemeshow检验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模型性能。结果 160例患者中48例（30.0%）出现预后不良。LASSO回归筛选出10个候选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肿瘤直径>5 cm（OR=3.216，95% CI=1.582~6.537）、巴塞罗那肝癌临床分期（BCLC）C期（OR=2.779，95% CI=1.367~5.649）、门静脉癌栓程氏分型Ⅱ~Ⅳ型（OR=4.573，95% CI=2.191~9.545）、包膜不完整（OR=3.099，95% CI=1.524~6.300）、肿瘤边缘连续多结节（OR=4.121，95% CI=2.027~8.377）及甲胎蛋白（AFP）升高（OR=2.380，95% CI=1.171~4.838）为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基于上述因素构建预测模型，其一致性指数为0.784，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模型拟合良好（P=0.359），ROC曲线分析显示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851（95% CI=0.764~0.938），敏感度为0.846，特异度为0.894。结论 肿瘤直径增大、BCLC分期进展、门静脉癌栓侵犯范围扩大、包膜不完整、肿瘤边缘连续多结节及AFP升高是PLC靶向治疗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述因素构建的LASSO-Logistic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校准度和区分度，可为临床风险分层和个体化治疗提供参考。

摘要:背景与目的 侵犯主肝静脉汇入下腔静脉处及肝后段下腔静脉的复杂肝肿瘤，常因解剖位置深在及血管重建困难而难以行常规原位切除。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术（ELRA）为此类患者提供了根治性切除机会，但儿童病例报道极少。本文总结1例儿童ELRA治疗复杂肝肿瘤的诊治过程，探讨其技术可行性、适应证及远期并发症。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收治的1例接受ELRA治疗的儿童患者临床资料，总结术前评估、手术过程、术后恢复及8年随访结果。结果 患儿为6岁女性；术前影像学检查提示肝脏巨大占位性病变，肿瘤累及第一、二肝门及肝后下腔静脉，常规手术切除困难。经充分评估后行ELRA。术中采用同种异体髂总静脉血管移植物替代重建肝后下腔静脉，并采用“Y”形血管重建方式恢复肝静脉流出道。手术无肝期300 min，冷缺血时间260 min。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为肝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术后发生肝创面胆汁漏，经保守治疗后愈合。随访期间患儿肝功能逐渐恢复，肝功能Child-Pugh分级维持A级；术后9个月出现食管静脉曲张及脾大，术后12个月出现区域性门静脉海绵样变。术后8年，患儿无肿瘤复发，肝功能正常，门静脉高压相关表现保持稳定。结论 ELRA可作为部分儿童复杂肝肿瘤的根治性治疗选择，但其技术复杂、适应证严格，远期可能发生流出道障碍及门静脉高压相关并发症。该术式应在具备成熟肝移植经验的中心，由多学科团队严格筛选病例并进行长期随访。

摘要:背景与目的 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已逐渐应用于肝脏局限性病变，但针对肝左叶肝段及亚段解剖性切除的相关报道较少，其手术入路选择、肝段边界识别及重要血管保护具有一定技术难度。本研究通过汇总现有文献中腹腔镜肝左叶解剖性肝段及（或）联合亚段切除的病例资料，分析其手术方式、入路选择、术中定位技术及围手术期结局，为相关术式的规范化开展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以及PubMed、OVID、Embase和Cochrane Library等中英文数据库，纳入腹腔镜肝左叶解剖性肝段及（或）联合亚段切除的相关研究。由2名研究者独立完成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提取研究的基本特征、手术方式、手术入路、解剖定位及围手术期指标，并采用描述性方法进行汇总分析。结果 最终纳入10项研究，共60例患者，病例主要来自东亚地区，其中韩国4例、日本51例、中国5例；明确性别者56例，其中男性41例、女性15例。患者年龄为22~82岁，病理类型以肝细胞癌为主（50例），病变主要位于Couinaud S2、S3段，部分累及S4a、S4b及S1/4段，报道的肿瘤最大径为0.9~6.0 cm。手术方式以单一肝段或联合肝段切除为主，Glissonean入路应用较多，亦根据病变位置及解剖特点采用头侧入路、肝圆韧带入路、左外叶翻转法及足侧肝实质优先入路等。肝段边界定位主要采用缺血线、吲哚菁绿（ICG）荧光染色等方法，部分病例联合术中超声及三维重建技术。手术时间为115~464 min，多数集中于210~290 min；术中出血量为0~3 150 mL，多数病例低于300 mL。报道的术后并发症总体较少，主要为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Ⅰ~Ⅱ级并发症、深静脉血栓合并肺栓塞及肝断面积液等，经相应治疗后均好转；术后住院时间为4~30 d。结论 现有文献显示，腹腔镜肝左叶解剖性肝段及（或）联合亚段切除在选择性病例中具有可行性，Glissonean入路联合ICG荧光、术中超声及三维重建等技术有助于肝段边界识别和精准切除。但目前相关证据主要来源于小样本病例系列，且存在明显的研究异质性，肝蒂解剖变异、肝静脉显露及段间平面控制仍是主要技术难点，尚需多中心、大样本研究进一步评价其长期疗效及安全性。

摘要:背景与目的 肝细胞癌（HCC）具有高度侵袭性和较高的复发率，寻找新的分子标志物及治疗靶点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核糖核酸脱磷酸酶1（NUDT1）参与氧化应激调控和DNA损伤修复过程，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呈异常表达，但其在HCC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潜在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NUDT1在HCC中的表达特征、预后价值及其对肿瘤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方法 基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O）及RNA测序数据筛选HCC相关候选基因，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NUDT1表达水平、诊断效能及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收集60例HCC患者临床组织样本，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验证NUDT1蛋白表达，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结局的相关性。构建NUDT1稳定敲低HepG2细胞株和稳定过表达LM3细胞株，采用qRT-PCR、Western blot验证转染效率，通过CCK-8法和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增殖，通过划痕实验、Transwell迁移及侵袭实验检测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探讨NUDT1对HCC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并利用PI3K/Akt信号通路激动剂及抑制剂进行机制验证。结果 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NUDT1在HCC组织中呈高表达，并与患者较差的总体生存期、疾病特异性生存期及无进展间期相关。临床样本验证发现，NUDT1蛋白在HCC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且高表达与TNM分期、肿瘤直径及血管侵犯相关。细胞功能实验显示，敲低NUDT1可显著抑制HCC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促进细胞凋亡；而过表达NUDT1则产生相反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可部分逆转NUDT1敲低引起的抑癌效应，而抑制该通路可削弱NUDT1过表达促进肿瘤进展的作用。结论 NUDT1在HCC中异常高表达，并与患者不良预后相关。NUDT1可能通过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促进HCC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是潜在的预后标志物和治疗靶点。

摘要:背景与目的 糖尿病足溃疡（DFU）创面愈合障碍是导致患者截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其分子调控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本研究基于竞争性内源性RNA（ceRNA）网络和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GCNA）筛选DFU创面愈合相关关键miRNA，并探讨其在DFU中的生物学功能。方法 从GEO数据库获取DFU相关circRNA、lncRNA、miRNA及mRNA表达谱数据，采用limma包筛选差异表达RNA，构建ceRNA调控网络；结合WGCNA筛选与DFU创面愈合相关的关键模块及枢纽基因，并构建关键ceRNA子网络。采用qRT-PCR检测DFU组织与对照组织中候选miRNA的表达水平。利用高糖培养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建立体外模型，通过miRNA模拟物和抑制剂转染，检测hsa-miR-155-5p对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及血管生成能力的影响，并采用Western blot检测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I3K/Akt）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结果 共筛选获得66个差异表达miRNA，并构建DFU相关ceRNA调控网络。WGCNA鉴定出与DFU创面愈合显著相关的关键模块及6个枢纽基因（PDE9A、PADI2、PRR15L、B3GALT5、TMPRSS2和NWD1）。结合ceRNA网络进一步筛选获得hsa-miR-155-5p、hsa-miR-204-5p和hsa-miR-302d-3p等候选miRNA。qRT-PCR结果显示，hsa-miR-155-5p在DFU组织中的表达显著低于对照组织（P<0.05）。体外实验表明，过表达hsa-miR-155-5p可显著促进高糖环境下HUVEC的增殖、迁移、侵袭及血管形成能力，同时上调p-PI3K和p-Akt蛋白表达水平（均P<0.05）。结论 基于ceRNA网络与WGCNA筛选出hsa-miR-155-5p是DFU愈合相关的关键miRNA。hsa-miR-155-5p可通过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促进内皮细胞功能和血管生成，可能成为DFU治疗的潜在分子靶点。

摘要:背景与目的 同时性肝转移是影响结直肠癌患者治疗策略及预后的重要因素，识别初诊时发生肝转移的高危因素有助于优化风险分层和诊疗决策。本研究分析同时性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分子特征，探讨其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诊治的373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首诊时是否存在肝转移分为肝转移组和无肝转移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肿瘤标志物及KRAS、NRAS、BRAF^V600E和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等分子特征的差异，采用Firth惩罚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同时性肝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 373例患者中92例（24.66%）发生同时性肝转移。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部位、淋巴转移、肝外远处转移、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9-9（CA19-9）及MSI状态与同时性肝转移相关（均P<0.05）。多因素Firth回归分析显示，淋巴转移（OR=2.828，95% CI=1.346~6.489，P=0.005）、肝外远处转移（OR=2.243，95% CI=1.176~4.279，P=0.014）和CEA阳性（OR=4.519，95% CI=2.537~8.262，P<0.001）是同时性肝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直肠原发肿瘤（OR=0.491，95% CI=0.278~0.852，P=0.011）和MSI（OR=0.112，95% CI=0.001~0.917，P=0.039）与较低的同时性肝转移风险独立相关。结论 肿瘤部位、淋巴结转移、肝外远处转移及CEA阳性与同时性结直肠癌肝转移风险增加独立相关，而直肠原发肿瘤和MSI与较低的肝转移风险相关。上述临床病理及分子特征有望用于初诊结直肠癌患者的肝转移风险分层，并为进一步的肝脏影像学评估和个体化诊疗提供参考。

摘要:背景与目的 近端胃切除术是治疗胃上部早期胃癌及部分进展期胃癌的重要术式，但术后反流性食管炎（RE）的发生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目前，针对近端胃切除术后RE危险因素及风险预测模型的研究仍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近端胃切除术后RE发生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和验证列线图预测模型，为术后RE风险评估及个体化防治提供参考。方法 以2022年10月—2024年10月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接受近端胃切除胃癌根治术的100例胃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术后6个月随访期间RE发生情况将患者分为RE组和非RE组，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肿瘤相关因素、手术相关因素及术后恢复情况。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术后R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基于独立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Hosmer-Lemeshow（H-L）检验及决策曲线分析评价模型预测性能。结果 100例患者中术后发生RE 24例（24.0%）。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患者消化道重建方式、食管切除长度及术后胃排空障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食管-胃前壁吻合（OR=5.842，95% CI=4.621~7.062）、食管切除长度增加（OR=2.735，95% CI=1.023~4.446）及术后胃排空障碍（OR=3.136，95% CI=1.035~5.237）是近端胃切除术后R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基于上述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模型预测RE风险的曲线下面积为0.784（95% CI=0.701~0.858）；H-L检验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²=1.434，P=0.261），决策曲线分析显示模型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结论 消化道重建方式、食管切除长度及术后胃排空障碍与近端胃切除术后RE发生密切相关。基于上述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可用于近端胃切除术后RE风险分层，并为临床制订个体化预防策略提供依据。

摘要:肝细胞癌（HCC）具有明显的肿瘤异质性，中晚期患者常存在肿瘤负荷较高、门静脉癌栓及肝外进展等情况，单一局部或系统治疗难以兼顾肝内肿瘤控制和全身疾病管理。钇-90选择性内放射治疗（⁹⁰Y-SIRT）通过肝动脉选择性递送放射性微球，具有局部照射范围精准、栓塞作用较弱及可实施个体化剂量学等特点，已逐渐成为HCC经动脉治疗的重要手段。本文围绕⁹⁰Y-SIRT的治疗原理和剂量学基础，重点综述其在中晚期HCC中的临床应用及研究进展，包括与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的比较、在晚期HCC及门静脉癌栓患者中的应用，以及与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和靶向联合免疫治疗的序贯或联合应用；同时总结⁹⁰Y-SIRT与TACE协同治疗及治疗后转化切除、肝移植前降期和桥接治疗的研究证据。在现有证据中，⁹⁰Y-SIRT可在部分肝内病灶占主导、肝功能储备较好的患者中获得较持久的局部肿瘤控制，并可能为后续系统治疗及根治性治疗创造机会；个体化剂量学与较高肿瘤吸收剂量与肿瘤缓解及生存获益相关。与系统治疗及免疫联合治疗的研究虽显示出较好的初步疗效和可行性，但现有证据仍以回顾性研究及单臂、小样本前瞻性研究为主，最佳患者人群、剂量方案、联合治疗时序及长期获益尚缺乏高等级证据支持。未来应进一步开展前瞻性、多中心随机研究，优化患者筛选和个体化剂量学，明确⁹⁰Y-SIRT与系统治疗的最佳联合模式及治疗时序，并建立涵盖肿瘤控制、肝功能、转化治疗和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以推动⁹⁰Y-SIRT在中晚期HCC精准综合治疗中的规范应用。

摘要:肝储备功能是评估肝细胞癌（HCC）患者抗肿瘤治疗耐受性及预后的重要基础，但现有评估体系主要建立于肝切除和介入治疗时代，在靶向及免疫治疗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对治疗过程中动态肝功能变化及不同类型肝损伤的识别能力仍有限。本文系统梳理HCC常用肝储备功能评估方法，分析肝切除、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放射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所致肝储备功能损伤的主要机制。结果显示，不同治疗方式具有相对特异的损伤起始环节和分子事件：肝切除主要与肝组织减少及缺血再灌注损伤有关；TACE以缺血性坏死和化疗药物毒性为主要机制，而HAIC主要表现为化疗药物直接毒性；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通过线粒体功能障碍、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及胆汁酸转运障碍等途径造成肝损伤，而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单克隆抗体主要通过肝窦内皮及微循环改变造成间接损伤；ICI相关免疫介导性肝损伤则以T细胞异常活化和免疫炎症反应为主要特征，与药物性肝损伤存在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高基线肝病活动度、免疫易感、老龄低储备及转化治疗后累积损伤等高危人群特征，并从个体化治疗决策、围治疗期动态监测及分层肝保护等方面提出全程防控策略。综上，HCC治疗相关肝储备功能损伤具有明显的治疗方式和患者特征异质性，未来应加强多维度动态评估及机制导向的风险分层，以实现肿瘤疗效与肝脏安全性的平衡。

摘要:醛酮还原酶家族1成员B10（AKR1B10）是一种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H）依赖性还原酶，在肝细胞癌（HCC）中异常表达，并参与肿瘤代谢重编程、细胞增殖、免疫微环境调控及治疗耐药。本文围绕AKR1B10在HCC中的表达特征、促癌机制、诊断与预后价值及临床转化进展进行综述。现有研究表明，AKR1B10在HCC组织和血清中均可异常升高，与甲胎蛋白（AFP）联合检测可能提高HCC，尤其是AFP阴性HCC的辅助诊断效能。机制研究显示，AKR1B10可通过稳定乙酰辅酶A羧化酶α、促进脂质合成，干扰视黄酸代谢，激活PI3K/Akt信号，并参与自噬、表观遗传调控、免疫微环境重塑及多种耐药网络，从而影响HCC细胞的增殖、存活和治疗反应。然而，AKR1B10与HCC侵袭转移及患者预后的关系尚存在明显争议：部分肿瘤组织研究显示其高表达与较低分期、较少血管侵犯及较好预后相关，而血清水平升高及部分公共数据库转录组研究则提示其与较大肿瘤负荷及较差生存相关。上述差异可能与检测标本类型、肿瘤分化程度和疾病阶段、病因背景、治疗方式及瘤内异质性等因素有关。目前，AKR1B10具有成为HCC辅助诊断和治疗靶点的潜力，但其临床应用仍缺乏统一的检测标准和高质量前瞻性证据。未来应开展病因及分期分层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建立标准化检测和风险分层体系，进一步明确AKR1B10在不同疾病阶段中的生物学作用，并开发高选择性抑制剂及生物标志物驱动的联合治疗策略，以推动其从基础研究向精准诊疗转化。

摘要: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已成为全球最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其患病率持续升高，仅以肥胖、胰岛素抵抗等传统代谢危险因素尚难以完全解释疾病负担的快速增长。近年来，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DC）作为潜在环境危险因素受到广泛关注。大量流行病学研究提示，双酚类、邻苯二甲酸酯类、全氟/多氟烷基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及重金属等多种EDC暴露与肝脂肪变性、肝功能异常及肝纤维化风险增加相关。机制研究表明，EDC可通过干扰核受体介导的转录调控、诱导线粒体功能障碍及氧化应激、破坏肠道菌群稳态和肠-肝轴功能，并可能经表观遗传调控产生长期甚至跨代影响，共同促进MASLD发生发展。同时，减少环境暴露、优化生活方式及靶向相关代谢通路等干预策略具有潜在应用价值，但目前缺乏针对EDC相关MASLD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及高质量临床证据。本文综述EDC与MASLD相关流行病学证据、分子机制及防控策略，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疾病风险评估、精准防控及临床转化提供参考。

摘要: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腔内治疗后支架内再狭窄（ISR）仍是影响远期通畅率和肢体预后的主要限制因素。与冠状动脉不同，下肢动脉尤其是股浅动脉长期处于弯曲、拉伸、压缩及扭转等复杂力学环境中，其ISR发生发展涉及机械损伤、炎症免疫反应、血管平滑肌细胞表型转换、代谢重编程、内皮修复障碍及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等多种机制。本文结合近年来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系统阐述下肢动脉ISR的病理生理机制，分析炎症相关指标、血小板功能指标及非编码RNA等分子标志物在风险评估和预后预测中的应用价值与局限性，并结合Tosaka分型及血管内超声、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等血管内影像特征，总结不同ISR表型的诊断思路和腔内再干预策略。未来应加强生物力学、细胞异质性、多组学技术及人工智能影像分析等领域的研究，建立基于机制分型和风险预测的精准管理模式，以提高下肢动脉ISR的个体化诊疗水平和长期通畅率。

摘要:背景与目的 腋窝淋巴结转移是影响浸润性乳腺癌（IBC）临床分期、治疗方案选择及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超声造影能够反映肿瘤微循环灌注特征，血清糖类抗原15-3（CA15-3）可反映肿瘤负荷，两者联合用于术前预测IBC患者腋窝淋巴结转移的价值尚缺乏充分证据。本研究旨在探讨超声造影联合血清CA15-3对IBC患者腋窝淋巴结转移的预测价值。方法 回顾性纳入山东省青岛市中医医院/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海慈医院2022年7月—2025年6月132例IBC患者，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分为转移组69例和非转移组63例。比较两组超声造影特征及血清CA15-3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腋窝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各指标及联合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 与非转移组比较，转移组低分化、脉管癌栓比例增加，血清CA15-3水平更高；增强后病灶范围扩大、灌注缺损比例及峰值强度（PI）水平均升高，达峰时间（TTP）缩短（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脉管癌栓、增强后病灶范围扩大、灌注缺损、PI升高和CA15-3升高是IBC患者腋窝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TTP延长是保护因素（均P<0.05）。联合预测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08，敏感度为86.24%，特异度为89.65%，预测效能优于各单项指标。结论 超声造影联合血清CA15-3能够提高IBC患者腋窝淋巴结转移的预测效能，可为术前无创评估腋窝淋巴结状态提供参考。

摘要:背景与目的 鞘磷脂磷酸二酯酶1（SMPD1）是编码酸性鞘磷脂酶（ASM）的关键基因，参与神经酰胺代谢及肿瘤细胞增殖、凋亡等生物学过程。SMPD1在乳腺癌中的表达特征及其临床意义尚未明确。本研究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结合免疫组化验证，探讨SMPD1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免疫浸润的关系。方法 利用UALCAN数据库、SangerBox在线网络、“仙桃学术”平台及TIMER数据库，对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乳腺癌数据集中SMPD1的表达特征、临床相关性及免疫细胞浸润情况进行分析。收集2017年5月—2023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44例乳腺浸润性癌患者癌组织及对应癌旁组织标本，采用免疫组化染色检测SMPD1蛋白表达水平，并分析其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结果 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SMPD1在luminal型乳腺癌中的表达高于三阴性乳腺癌（P<0.001），其表达与患者年龄呈正向关系，与T分期呈负向关系。TP53突变型乳腺癌中SMPD1表达降低，且SMPD1与TP53表达呈弱正相关（r=0.094，P<0.05）。免疫浸润分析显示，SMPD1表达与CD8⁺ T细胞、CD4⁺ T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及树突状细胞浸润程度呈正相关（均P<0.05）。免疫组化结果显示，SMPD1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低于癌旁组织（0.21±0.07 vs. 0.31±0.09，P<0.001）。相关性分析显示，SMPD1表达与肿瘤长径、Ki-67表达水平及组织学分级均呈负相关（均P<0.05），而与年龄、体质量指数、月经状态、TNM分期、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表达及脉管癌栓形成无明显关系（均P>0.05）。结论 SMPD1在乳腺癌组织中低表达，其低表达与肿瘤增殖活性增强及较高恶性程度相关，提示SMPD1可能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发挥抑癌作用，并可能参与肿瘤免疫微环境调控，可作为乳腺癌潜在的预后生物标志物及治疗靶点。